中共六大會址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有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在國外召開的，這就是黨的六大。這次大會雖然存在一些缺點，但它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糾正了黨內的“左”傾盲動錯誤，在一系列存在嚴重爭論的有關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上作出了比較正確的回答，基本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對復興和發展中國革命起到了積極作用。

■中共中央決定六大在莫斯科召開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由于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所謂的“清黨”，對革命者實行殘酷的屠殺政策，全國處于嚴重的白色恐怖時期。據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的達31萬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人。黨的組織全部轉入地下，黨員人數從大革命高潮時近6萬人，下降到1萬余人。中國共產黨經受了自成立以來最嚴峻的考驗。

1927年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黨所掌握或影響的北伐軍2萬余人，在江西南昌舉行武裝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清算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總方針。隨后，黨組織、發動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廣州起義、海陸豐起義等。雖然這些起義大多因為敵我力量懸殊而失敗，但它們打出了工農革命的旗幟，擴大了黨的影響。

然而，黨在糾正陳獨秀右傾錯誤時，由于對當時的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一味地強調進攻，鼓吹暴動、再暴動，甚至在一些敵人控制嚴密的地方發動武裝起義。對于那些有不同意見的同志，又采取命令主義、懲辦主義手段進行組織制裁，加上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極端仇恨，八七會議后不久，黨內出現了一股以盲動主義為特征的“左”傾急性病，結果使革命遭受了損失。

至1928年春，黨內的“左”傾盲動錯誤才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停止。但是，對于一些事關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如大革命失敗后中國社會的性質、當時的政治形勢、革命任務和斗爭策略等，都還沒有統一認識。因此，亟須召開一次全國性的大會，解決上述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以統一全黨思想，促進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就這樣，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提上了議事日程。

最早提議召開六大的是八七會議。會議通過的《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中說，“中央臨時政治局應在六個月內準備召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又討論了召開六大的問題，并通過了《關于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之決議》，決定于1928年3月初至3月中旬召開六大，大會會期和地點由中央委員會決定。決議還規定了出席大會的代表產生辦法，要求各地以省黨部為單位，500名黨員中選出一名代表，500人以下的黨部也選出一名代表，凡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未被某一省黨部選為代表者，可以參加六大，但無表決權。另外，規定共青團中央委員會可以派5名代表。凡所選代表均需1年以上黨齡。

192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又一次討論召開六大有關事宜。會議通過討論，確定了下列事項：

大會召開地點：待定。不能確定六大召開地點是因為當時全國白色恐怖極為嚴重，黨的組織處于極端秘密狀態，國內很難找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來開全國性的代表大會。

出席大會人數：50人左右，具體辦法由中央組織局決定。

會議還決定，在兩個星期內要起草好共青團大綱、黨務組織大綱、工會運動大綱、農民土地問題大綱、政策問題大綱等，并確定了起草這些文件的負責人或部門。

當時，白色恐怖嚴重，黨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對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并研究部署今后工作。而中國之大，竟找不到一處適當的開會場所。正在此時，共產國際決定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和少共國際第五次大會，屆時中國共產黨也將派代表團出席大會。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提出，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請共產國際執委會派代表團參加，請斯大林或布哈林出席大會，直接指導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共產國際執委會批準了中共中央的請求。

■共產國際指名要陳獨秀參加六大，但陳獨秀拒絕了

1928年2月，中共中央得知共產國際六大將在5月召開，于是作出決定，共產國際六大之后召開黨的六大，在共產國際六大之前召開一次中央擴大會議。

3月中旬，中央臨時政治局作出決定，參加共產國際六大的政治局委員除已在莫斯科的向忠發、蘇兆征外，再派瞿秋白、周恩來前往莫斯科。

同月，共產國際對中共六大召開事宜作出決定：（一）同意中國黨的請求，中共六大在蘇聯境內召開；（二）六大議程大致應是：共產國際報告，瞿秋白作中國黨的報告，長江局或湖南省委作報告，任弼時作青年團報告，黨綱問題，章程問題，工人運動，土地問題與農民運動；（三）代表人數100至110人；（四）瞿秋白、羅亦農、任弼時、周恩來、黃平應立即啟程前往莫斯科，以便為六大的召開作準備；（五）陳獨秀、張國燾、彭述之、蔡和森須出席大會。

4月2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瞿秋白、周恩來等赴莫斯科籌備六大，李維漢、任弼時、羅登賢三人留在國內，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協助工作。

本來，共產國際指名要陳獨秀參加六大，但陳獨秀拒絕了。鄭超麟回憶：“毛子（指蘇聯人）請獨秀去，獨秀不去。秋白疏通若飛（王若飛），希望若飛勸獨秀去。若飛說：‘我本贊同他去的，后來一想那邊正在反對托洛茨基，他去時一定堅持自己的意見，反對國際的意見，那時人家一定為了打擊托洛茨基緣故來打擊他。’秋白說：‘不見得，不見得。’若飛的意思是說，若無蘇聯反對派問題夾雜其中，獨秀參加的意見是有勝利可能的。任弼時也約我在兆豐花園談話，叫我勸獨秀去，我答應轉達。彭述之也拒絕邀請。”就這樣，陳獨秀和彭述之都沒有參加六大。

4月下旬和5月上旬，赴莫斯科參加六大的各地代表從上海陸續啟程，大部分從大連、哈爾濱，經滿洲里邊界，進入蘇聯境內，也有乘蘇聯輪船直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的。

中共六大的會址設在莫斯科郊外納羅法明斯克的五一村。會場是一棟三層的樓房。底層是餐廳、廚房和其他一些房間，大會的秘書處就設在這些房間里。二樓有一個能容納七八十人的客廳，作為六大的會堂。客廳旁邊還有一些房間，部分代表和工作人員住在這里。三樓則全部作為代表的宿舍。

共產國際還給代表們統一發了一套西裝或列寧裝，主要是為了不因別墅里有一群穿戴各異的中國人而引起市民注意。還在別墅設了一個醫務室，為代表們做體檢和治療。

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中國革命曾寄予莫大的希望。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如何獨立地承擔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應制定什么樣的方針政策，成為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十分關注的問題。這也是六大要在莫斯科召開的重要原因。

■中共領導人在斯大林面前爭論中國革命處于高潮還是低潮

為了開好六大，中共中央在會前進行了一系列的文件起草工作。這些文件，有的是在國內起草，有的則在莫斯科起草。

政治報告自然是極為重要的一個文件，它的起草任務落在瞿秋白身上。

瞿秋白是有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加上他出身記者，有很高的文學修養，在來莫斯科之前，就完成了《中國革命與共產黨》這一長篇報告。

斯大林對于中共六大非常關心。大會召開前，6月12日左右，他在莫斯科的一座大樓里，接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鄧中夏、蘇兆征等都參加了接見，米夫和王明也在場，王明還擔任了翻譯。

這天，斯大林心情很好，很隨意地坐在會議桌對面的地方，兩旁坐著中共領導人。

斯大林主要談了兩個問題：一是中國革命的性質；二是革命的高潮與低潮。這正是六大所要解決的兩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

關于中國革命的形勢，斯大林說：“秋白的報告中，有許多地方是對的，可是也有錯誤。目前，我們不能說中國革命已經處于高潮。當然，某些地區城市工作有了開展，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統治階級不能鞏固自己的地位，人民不滿資產階級的統治，然而這不足以證明革命處于高潮。廣州起義不是革命高潮的開始，而是革命高潮的終結。”

這時斯大林還沒有被神化，年輕的中共領導人還敢在他面前發表不同意見。周恩來回憶：“關于對革命形勢的估計問題，當時有過爭論。中國代表曾爭論到斯大林同志面前。斯大林同志說，現在的形勢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同志則說，現在還是高潮，因為各地還存在工人、農民的斗爭。斯大林同志說，在低潮時也有幾個浪花。”

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召集了一次政治談話會，出席談話會的有瞿秋白、蘇兆征、李立三、周恩來、蔡和森、項英等21人。布哈林強調，這不是一次正式的會議，誰都不要因為開這個會而拘束，大家可以把黨的上層干部中存在的各種意見都在今天的會議上坦率地講出來，在這里舉行小范圍的、初步的討論會。布哈林建議，今天只討論主要的政治問題：（一）過去的教訓；(二)對目前局勢的估計；(三)黨在目前的主要任務。與會者很多人都發表了自己的見解。這次談話，澄清了黨內在革命形勢等問題上的一些糊涂認識，對于即將召開的大會有重要意義。

6月17日下午，周恩來主持召開了各省代表團書記聯席會議，初步通過了大會主席團和秘書長、副秘書長的名單。

當天晚上，瞿秋白主持召開預備大會，參加大會的有表決權的代表60人，確定了主席團名單，他們是曾文甫、項英、徐錫根、余茂懷、關向應、向忠發、王鳳飛、李立三、王灼、蔡和森、楊殷、鄧中夏、胡福田、周秀珠、毛簡青、王藻文、蘇兆征、周恩來、瞿秋白、斯大林、布哈林。大會還確定了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決定由蘇兆征、周恩來、王仲一、楊殷、徐錫根、李子芬、毛簡青等7人組成，以蘇兆征為主席。至此，六大的準備工作已基本就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