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

■米夫建議：中央委員會的人數不宜太多

1928年6月18日下午1時，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召開。大會開幕式由向忠發主持，出席開幕式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選舉權的代表84人。此外，共產國際代表、少共國際代表、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以及意大利、蘇聯等國共產黨的代表也出席了開幕式。

在雄壯的國際歌中，大會正式開始。大會主持人宣布：向中國革命中死難的烈士默哀三分鐘。

接著，大會通過了主席團、正副秘書長、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名單。

然后，由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致開幕詞。他說：“我們都知道，中國的革命在我們黨的第五次和第六次大會的中間，轉變到一個很嚴重的危急時期。”“我們曾有無數同志領導工農戰士以全力與敵人奮斗，而致犧牲，他們流下來的血創造了偉大的歷史光榮。”

致開幕詞后，共產國際、少共國際、意大利和蘇聯共產黨的代表，及共青團中央代表關向應、全國總工會代表蘇兆征等分別向大會致賀詞。瞿秋白代表大會主席團致答謝詞。

大會第二天，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報告。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然后分組討論這兩個報告。討論十分激烈，主要集中在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要不要進行合法斗爭、革命的高潮與低潮等問題上。6月30日和7月3日，周恩來分別作了組織問題報告和軍事報告，布哈林作了政治報告的結論，蔡和森、王若飛、張國燾等作了長篇發言。大會還通過了《政治決議案》《土地問題決議案》《農民問題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等十幾個決議案，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章第四次修正案。

六大的最后一項議程是選舉產生第六屆中央委員會。7月4日，大會主席團召開第十一次會議，討論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的產生辦法。會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建議說：在黨的工作處于秘密條件下，為了工作的方便，中央委員會的人數不宜太多，應該比上一屆的人數少一些。至于選舉辦法，米夫提議先由選舉委員會提出一個40人的名單，征求各代表團的意見，再由選舉委員會歸納出候選人的名單，提交大會。會議采納了米夫的建議，決定由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蘇兆征、項英、余茂懷和一位國際代表組成選舉委員會。會議同時決定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由21名中央委員和11名候補中央委員組成。

7月10日上午，召開大會主席團第十六次會議和各省代表團書記聯席會議，周恩來報告了51名候選人預選的結果。米夫提出了正式委員21人、候補委員11人的名單。會議討論這些名單時，瞿秋白提議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各增加2人。經過充分討論，采納了瞿秋白的意見。

7月10日上午，大會正式選舉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結果，聯席會議通過的名單上的人選全部當選，共選出中央委員23人，候補中央委員13人。

7月11日，大會舉行閉幕式，周恩來等致詞。周恩來說：“這次大會是空前未有的，過去的大會非常簡單，討論很少。這次大會卻不同了。為求得革命的真理，得到了很多的批評。我們不要以為有了爭論就是不好的，因為只有在批評討論之下，才能得到正確的道路。”向忠發致閉幕詞后，在《國際歌》和《少年先鋒隊歌》的歌聲中，六大完成了預定的議程，勝利閉幕。

7月19日，第六屆中央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布哈林和米夫都出席了六屆一中全會，足見他們對選舉工作的重視。

會議開始時，有人提出，應淘汰原有的政治局委員，另行選舉新人參加。理由是原有的政治局委員都犯有嚴重錯誤，而且彼此不和洽。布哈林不同意這個意見，起而回答說：犯有嚴重錯誤的同志，仍是黨內最好的同志，除沒有參加大會的人（指陳獨秀），只好置之不論外，其余的都有資格參加政治局。

接著，進行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的選舉。選舉結果是政治局委員7人：蘇兆征（22票）、項英（22票）、周恩來（21票）、向忠發（21票）、蔡和森（16票）、瞿秋白（16票）、張國燾（10票）。候補委員7人：關向應（22票）、李立三（22票）、羅登賢（18票）、彭湃（17票）、楊殷（17票）、盧福坦（14票）、徐錫根（14票）。政治局常委會委員是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項英、蔡和森，常委會候補委員是李立三、楊殷、徐錫根。

7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確定分工，決定向忠發任中央政治局及常委會主席（習慣上仍稱之為總書記），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部長，蔡和森為中央宣傳部部長兼中央黨報主筆，楊殷為中央軍事部部長，蘇兆征為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李立三為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張金保為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

向忠發是湖北漢川人，原是武漢碼頭工人，參加過京漢鐵路大罷工，1926年10月擔任國民黨漢口市黨部工人部長，湖北省總工會委員長，在武漢碼頭工人中有一定的影響。但此人在中央的實際工作中無法起到主導作用，因此，六大后的一段時間內，黨的實際負責人是周恩來。

六大召開時，毛澤東正致力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工作。井岡山處于偏僻之地，交通不便，因而毛澤東未能參加六大。盡管如此，毛澤東在六大上仍當選為中央委員。

■六大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

黨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會議。這次會議是在大革命已經失敗，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剛剛興起的關鍵時刻召開的。它認真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對于有關中國革命的一系列重要而黨內又存在爭議的問題，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回答。

一是正確分析了大革命失敗后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性質。大會認為，大革命失敗后，中國真正的統一并未完成，中國并未從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解放出來，國家政權依然為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豪紳地主買辦資產階級所掌握；地主階級的土地剝削制度并沒有廢除，封建余孽也未肅清。因此，中國仍然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中國社會的性質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明確提出：“中國革命現在階段底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如認為中國革命目前階段已轉變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是錯誤的，同樣，認為中國現時革命為‘不斷革命’，也是不對的。”因此，中國革命現時的中心任務：一是“驅逐帝國主義者，達到中國底真正統一”。二是“徹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階級私有土地制度，實行土地革命”；三是“力爭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的政權，這是引進廣大的勞動群眾參加管理國事的最好的方式，也就是實行工農民主專政的最好的方式”。

二是正確指明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大會指出：“第一個革命浪潮已經因為歷次失敗而過去了，而新的浪潮還沒有來到，反革命底勢力還超過工農。”現時的形勢，一般說來是沒有廣泛的群眾的革命高潮，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這就是現時形勢的特征。大會又指出，新的廣大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中國的反動統治階級并沒有能力徹底地消滅中國革命，革命力量不僅保存下來，而且繼續發展。同時，引起革命的社會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由于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加緊，這些矛盾繼續加深，必將促進革命的發展。根據這樣的政治形勢，六大確定黨在現階段的總任務不是進攻，不是普遍地組織起義，而是爭取群眾，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到來。

黨的六大指出，必須努力擴大農村革命根據地，發展紅軍，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農村豪紳地主階級是革命的主要敵人，無產階級在鄉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貧農，中農是鞏固的同盟者。大會糾正了1927年11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關于在土地革命中應“沒收一切土地”的錯誤主張，指出應無代價地立即沒收豪紳地主階級的土地財產，沒收的土地歸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處理，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使用；并且要保護工商業，反對均分小資產階級財產的傾向。對于富農，則要根據其對革命的不同態度予以區別對待。在富農繼續同軍閥地主豪紳斗爭時，要爭取它。黨在目前階段中的任務，是使這種富農中立，以減少敵人的力量。

三是總結了過去斗爭的經驗教訓，強調反對“左”傾盲動主義。大會認為，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當時黨的機關的機會主義政策。這種機會主義的政策，最先便是由于中央委員會對于中國革命性質及聯合戰線的任務，有不正確的觀念，不能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不能對于革命同盟者實行階級的批評，不去動員革命力量，準備群眾力量，有時候，反而去阻止群眾運動的發展，以遷就自己對于聯合戰線的不正確的觀點。同時，當時中國共產黨指導機關，不去發展土地革命和群眾的階級斗爭，卻只做上層勾結功夫，蒙蔽階級的矛盾，不去爭取軍隊，不去武裝工農，不能利用參加政權機關的機會去為群眾謀利，所以在緊急關頭不去打破敵人的包圍，而被敵人包圍——實際上是斷送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

大革命失敗后，盲動主義一度給革命帶來很大的危害。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指出，盲動主義從理論上講，就是以少數人去進攻顯然占著絕對優勢的敵人，而不斷地實行武裝斗爭，不要群眾、不顧群眾的盲亂瞎干，其方法是不去教育說服群眾，而是指揮、強迫群眾的命令主義。為此，六大明確提出，當前“最主要的危險傾向就是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他們都是使黨脫離群眾的”。這是黨的工作方針的一個重大轉變。由此可見，六大的路線是基本正確的。

但是，這次大會也有其缺點。比如，對中國社會的階級缺乏準確的分析，否認中間營壘的存在，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最危險的敵人。

大會也沒有認識到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復雜性，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對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認識不足。

此外，在組織上片面強調黨員成分的無產階級化和“指導機關之工人化”。黨的六大一方面強調，“現在，黨在失敗之后，受著損喪而減低了戰斗力，黨的主要任務就是加強自己的戰斗力及黨的無產階級化”，這是正確的。但是另一方面，又過于強調“繼續引進工人同志的積極分子加入黨的指導機關，務使指導機關工人化”。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六大代表和六大選舉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都存在片面“工人化”的問題，在有選舉權的84名代表中，工人占了41人；在六大選舉產生的36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工人占了21名。

之所以有如此高比例的工人當選，完全是共產國際的意圖。六大期間，共產國際領導人片面地認為，中國革命老出錯誤，總有問題，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擔任領導工作的知識分子不堅定，具有兩面性。因此，要多推舉工人黨員進入黨的高級領導機關。周恩來回憶：“布哈林在大會上做報告罵張國燾和瞿秋白同志，說他們是大知識分子，要讓工人干部來代替他們。”“由于太強調工人成分，很多較好的知識分子干部參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如劉少奇同志只被選為審查委員會的書記，沒有被選為中央委員。惲代英同志也沒有選上，到二中全會才補上。這和后來中央很弱是有關系的。”向忠發成為中央政治局及常委會主席，可以說是六大“唯成分”論的副產品。

總之，六大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此后一段時間，按照六大確定的路線方針，中國革命走向復興。繼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立之后，黨在全國各地相繼建立了若干農村革命根據地。其中比較大的有中央（由贛南、閩西兩根據地組成）、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贛、贛東北、左右江、東江、瓊崖等根據地。此外，在川東、蘇中、浙南、河北阜平等地，也建立過短期的蘇維埃政權。到1930年上半年，全國已建立了大小十幾塊農村革命根據地，紅軍發展到了近10萬人。白區黨的組織也逐漸恢復發展。到1929年6月，全國黨員已增加到近7萬人；到1930年9月，發展到12萬余人。遭受重挫的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人運動，也有了一定的恢復與發展。■

（來源：《黨史博覽》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