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鄧小平在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講話

新中國成立初期，率部進軍大西南的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政治委員等職。隨著西南地區的解放，建立和鞏固人民民主政權、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成為當務之急。這期間，鑒于當時西南地區面臨的嚴峻形勢，特別是敵特蓄意破壞、竊取國家機密等情況，鄧小平高度警覺和重視，并采取一系列保密措施，包括開展保密教育、加強保密管理、嚴抓保密檢查等，以確保國家機密安全。

 “今天的環境比過去更為復雜”“我們的干部必須警惕”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西南地區尚未解放，隨著國民黨集團的敗退，這一地區的敵情異常復雜嚴峻。

解放戰爭后期，蔣介石面對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始終不甘心失敗，妄想以西南地區作為其“反共復興”的基地，不但在此聚集起數十萬軍隊，而且擴編了眾多地方保安組織。與此同時，還有計劃地訓練了一大批特務潛伏于西南各地。據有關統計，當時，在云南昆明，即有國民黨保密局、中統、國防部第二廳等所屬各特務組織26個，特務2137名，國民黨特務頭子毛人鳳親自布置“應變計劃”，安排特務潛伏。在貴州貴陽，有國民黨特務分子1400多人，他們伺機破壞。在四川成都，國民黨特務機關曾經舉辦過5期“游擊干部訓練班”，培訓特務骨干3000多名，用于潛伏和“游擊”。此外，隨著解放戰爭步伐加快，國民黨國防部二廳中原區、華中區、西安綏靖署二處等特務機關大批特務紛紛竄至成都，且在四川各地“安插了職業特務近8萬名”。

這些特務在解放初期活動頻繁，或組織反動武裝，與土匪、惡霸、幫會頭子、反動會道門等勾結起來，制造暴亂；或潛伏在各大城市，伺機搶劫、暗殺、盜竊物資等，猖狂破壞。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他們“糾集惡霸、地主、反動會道門分子及幫會流氓等，采取分散隱蔽、小股活動的方式”，向新生的人民政權發動進攻。其間，他們“分散隱蔽到城鎮進行破壞活動，縱火、投毒、竊取機密”，種種惡行，嚴重擾亂社會秩序。

特務的破壞活動，尤其是竊取國家機密等現象，引起鄧小平的高度警覺和重視。1950年1月4日，他在重慶市軍管會第一次接管干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這次進軍西南，我們消滅了敵人60萬，但其中俘虜并不多，大都是起義的。這好不好呢？好……但同志們要明白，最大、最艱苦的斗爭還在后面。”“在西南，特務一方面用‘起義’旗幟作掩護，一方面又做了長期的計劃準備潛伏下來。特務分散隱藏在很多角落里，甚至會鉆到我們陣營里從事破壞活動，我們的干部必須警惕。”

1950年6月3日，鄧小平為西南公安部《西南公安通訊》題詞時也特別寫道：“加強隱蔽斗爭，肅清匪特，是今后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7月14日，他在為西南軍區司令部機要處編印的《機要工作》創刊號題詞時，進一步強調指出：“今天的環境比過去更為復雜，保護我們的機密比過去任何時候更為重要。革命的勝利，很容易產生麻痹和疏忽，這就會給敵人以可乘之機，故應引起一切負責同志和機要干部的警惕。”

 強調要“重視保守國家機密”，加強保密教育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下發《關于加強保守黨與國家的機密的決定》。這一文件，深入分析革命勝利后黨和國家保密工作面臨的新形勢，要求各級黨委必須加強自身保密建設，尤其對會議保密、文件保密、機要涉密人員管理等方面作出規定，同時提出要清理潛伏在黨和國家機關中的特務。

為貫徹中央決定，10月18日，鄧小平在西南軍政委員會第十次集體辦公會議上，專門就“重視保守國家機密”作了重要講話。

鄧小平在會上強調要增強敵情觀念，開篇即指出：“根據最近的材料，我們政府所確定的每個措施，很容易被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搞到手。有很多措施，其中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我們還沒有拿出來，敵人已經預先布置，煽動的口號已經出來了。比如物價問題，我們剛布置，煽動口號一下子就出來了。”他還指出：“無論各黨派、政府各部門、群眾團體，都有它一定的秘密性……有些事情我們認為無關緊要，但被敵人知道后就有用。如我們的財經數字、工業建設計劃等，被敵人知道了，就可以估計我們的力量，了解我們的重點，從而進行破壞。”因此大家必須提高警惕性。

鄧小平強調要加強保密教育，尤其針對泄密問題講道：“嚴格說起來，泄密不管自覺不自覺，都等于叛國行為。因為我們沒有保密習慣，要進行教育。過去在解放區，洋人、帝國主義的間諜很不容易進來，結果有的同志保密習慣很差，所以現在要進行教育。”在如何開展保密教育這個問題上，他著重指出：“過去中央頒布一個保守國家機密的指示，政府各部門、各黨派、軍民等都要進行教育，各部門首長對于這個問題尤應經常關注。”他特別強調通過保密教育來提高各級對保密工作的認識。

鄧小平還十分重視涉密人員管理工作。他在講話中指出：“周總理特別說，各部門要經常提醒工作人員注意，比如每一個消息應該有一個范圍，這樣消息走漏以后，就要去找這個范圍的人……所以我們應該研究出一套辦法，包括人事問題，各部門對于工作人員要經常審查，哪些人是有保證的，哪些人是值得注意的。”可見，他對涉密人員管理要求也很嚴格，包括經常性保密審查和甄別。

也是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主張領導機關要帶頭做好保密工作，要求“機關保密工作先從軍政委員會開始”，并明確由孫志遠（當時任西南軍政委員會秘書長）和高興亞、熊子俊（兩人當時均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副秘書長）研究一個具體辦法，在各部門實施。

 開展保密工作檢查整治，整頓和健全保密委員會組織

按照鄧小平的講話要求，云南、貴州、川東、西康等省區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領導下，立即行動起來。他們深挖和查處了一批潛伏在我黨政機關的國民黨特務和反革命分子，審理和公布了一批特務分子混進黨政機關“竊取機要、偷蓋公章和偷竊首長印章、制作假文件而造成巨大損失”的案件。

經過保密工作檢查整治，西南局發現和解決很多問題隱患，并有針對性地制定了整改辦法。1950年11月3日，鄧小平等在給毛澤東、中央軍委并各軍區等的報告中，毫不避諱地寫道：“通過檢查發現，西南全區在保守國家機密的工作上，仍存在著嚴重的問題，發生有重大的泄漏國家機密事件。其原因主要是各級領導干部與各級工作人員中太平觀念和疏忽麻痹思想的嚴重存在。再者，對內部的嚴格審查不夠，匪特乘隙潛入，進行偷竊破壞。更嚴重的是某些干部輕視機密，對泄密現象熟視無睹，認為無密可保。”報告還提出迅速糾正嚴重泄密現象的具體措施，包括：“1.繼續進行深入的保密檢查，對泄密情節重大者給予必要的處分；2.整頓和健全各級保密委員會的組織；3.加強機密文電的管理，制定嚴格的保密制度；4.普遍進行防諜保密教育，克服疏忽麻痹思想。”

對于這份報告，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央領導給予充分肯定，并于11月16日發出《中央轉發西南局關于保密工作報告的通知》，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和軍區黨委認真參考西南局的做法，抓好保密工作。

為鞏固和深化保密工作整治成果，鄧小平針對突出問題和隱患，堅持問題導向，堅決乘勝追擊。1951年1月25日，他在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上，部署“一九五一年的工作任務”時強調，要“繼續鎮壓反革命，保守國家機密”。

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敵人是不甘心失敗的，他們在公開破壞活動失敗以后，必然而且已經在加強隱蔽的活動，必然采取更多的花樣進行陰謀破壞。必須提高警惕，加強治安工作，加強檢察及法院工作，與特務間諜分子作堅強的斗爭。在工礦、倉庫及一切經濟部門，必須認真防范反革命的破壞，因為這是當前特務匪徒進行破壞的主要方面之一。”他同時強調：“必須堅決貫徹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的政策，糾正寬大無邊的錯誤做法。一切國家機關和軍事機關，都應認真進行保守國家機密與軍事秘密的教育，建立保密制度，抓緊檢查，絲毫不容疏忽大意。”

中共中央西南局進一步總結保密工作經驗教訓，于1951年2月1日頒布《西南區保密工作條例》，明確規定“地委、專署、軍分區（師）以上各機關必須成立保密委員會”，履行保密工作職責，并對文件管理、人員管理等作出具體規定。

經過努力，西南局保密工作逐步走上規范化、制度化道路，進而有效防范了黨政機關重大失泄密案件的發生。如此，西南地區自解放后，在鄧小平等領導下，經過一個時期的綜合整治，保密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

   （來源：《黨史博覽》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