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 是怎樣提出的（下篇）
來源：《黨史博覽》2022年第2期 作者：本站 點擊次數：
■蔣介石國民黨在獨裁內戰的道路上愈行愈遠■
■ 占領張家口，宣布召開“國民大會” ■
當9月下旬國民黨軍隊發動對張家口的進攻時，中國共產黨曾向蔣介石國民黨發出警告，要求其停止對張家口的進攻，否則將視為國民黨方面公開宣告國共關系以及和平談判最后破裂，一切后果由國民黨方面承擔。1946年9月30日，時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等致函馬歇爾、蔣介石，表示：“恩來等受命聲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對張家口及其周圍的一切軍事行動，中共不能不認為政府業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最后放棄政治解決方針，其因此而造成的一切嚴重后果，當然全部責任應由政府方面負之。”
但蔣介石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的聲明置若罔聞，國民黨軍隊繼續發動進攻，并在10月11日占領了張家口。雖然國民黨軍隊是在晉察冀人民軍隊主動撤離后才占領張家口的，但蔣介石國民黨仍把它視為重大勝利，宣稱“共軍已總崩潰”，“可在三個月至五個月內，完成以軍事解決問題”。
在占領張家口的當天下午，國民黨又違反政協決議，再次單方面宣布于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蔣介石國民黨不顧中國共產黨的警告，占領張家口并單方面宣布召開“國大”，越過了中國共產黨劃定的紅線，中國共產黨理所當然將其視為國民黨方面宣布破裂的表示。10月12日，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指出：國民黨打下張家口后已下令召開“國大”，證明要破裂。負責和談的中共代表團在南京、上海的工作人員及地下黨組織開始準備隱蔽、疏散和撤退。10月16日，南京、上海的工作人員第一批撤退，飛赴延安。與此同時，為了揭露蔣介石國民黨和支持蔣介石國民黨的美國政府假和談真內戰的面目，教育人民群眾，中國共產黨決定不主動宣布和平談判最后破裂，“只要美蔣一日不主動放棄政治談判，以欺騙群眾，則我亦不應主動對美蔣宣告談判最后的破裂，使自己陷于被動”。中國共產黨做好談判破裂的準備但不主動宣布破裂，給蔣介石國民黨提供了一個懸崖勒馬、放棄獨裁內戰政策的最后機會。但蔣介石國民黨沒有抓住這個機會，在獨裁內戰、自取滅亡的道路上愈行愈遠。
■ 裝出和平姿態 ■
蔣介石在國民黨軍隊占領張家口并單方面宣布召開“國大”后，為了推卸發動全面內戰的責任，又裝出和平姿態，在10月16日發表聲明，向中國共產黨提出停止國共軍事沖突的八項條件，表示：“在共產黨同意以上各點后，即下令停止軍事沖突。”當時，中國共產黨并沒有徹底放棄與國民黨的和平談判。10月18日，中共中央發表關于時局的聲明，表示：“本黨認為，只要蔣介石在人民壓力之下，愿意實現真實有效的和平，則本黨亦可不咎既往，從新協商。”10月19日，周恩來在魯迅逝世1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講話表示：“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棄和平的談判。”但中國共產黨認為，在過去的談判中，蔣介石國民黨翻云覆雨，反復多變，“任何莊嚴的命令、諾言與保證，既可任意撕毀，則今日的協議明日又可成廢紙，今日有五項八項要求，明日又可有五十項八十項要求”。因此蔣介石國民黨必須首先恢復信義，不應該是要中國共產黨接受他們的八項條件，而是要承認1946年1月10日蔣介石、毛澤東、馬歇爾代表國、共、美三方簽訂的停戰令以及1月30日蔣介石和全體政協代表一致通過的政協決議，以此作為恢復和平談判的條件。中共中央在10月18日的聲明中提出：“本黨為表示最后最大讓步計，茲特鄭重聲明：今日一切會談如欲其有真實結果，必須承認停戰、政協兩協定的神圣效力，即承認恢復一月十三日國共雙方軍事位置為一切軍事商談的準則，承認實行政協一切決議為一切政治商談的準則。”并表示：蔣介石與馬歇爾“只要他們有這種最低限度的誠意，本黨一定繼續與他們通力合作，以求和平的真正實現，民主的真正開始”。
但蔣介石國民黨對于中國共產黨的聲明置若罔聞。他們又通過民盟等第三方向中共代表團轉達新的停戰條件：中共必須交出“國大”代表名單方可停戰。中國共產黨當然對此表示拒絕。周恩來說：不應把提“國大”代表名單作為停戰條件。要保證停戰，必須實現政協決議和1月停戰協定。在此情況下，1946年11月8日，國民黨當局單方面頒布停戰令，并宣布11月12日召開“國大”。中國共產黨認為，國民黨當局不能單方面頒布停戰令，如果真有誠意，除就地停止一切戰斗外，還應恢復雙方軍隊在1946年1月間第一次停戰令所規定之位置，國民黨軍隊撤出所侵入的解放區，然后停止一切軍事行動；國民黨單方面規定召開“國大”的日期，是違反政協決議的，如果置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的意見于不顧，在11月12日召開“國大”，通過和平談判以解決政治爭端的基礎將蕩然無存。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明確表示：“國大”一開便表明政治的分裂。蔣介石國民黨為了欺騙民主黨派和人民群眾，在11月11日宣布“國大”延期三天召開。對此，中國共產黨表示：“國大”開會日期是國民黨政府片面規定的，現在延期三天，也還是片面的，仍然違反政協的決議，中共方面當然不能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得到了民主同盟等民主黨派的支持，民盟在11月12日發表聲明：除非按照政協決議完成“國大”開會以前的各項手續，否則決不參加“國大”。但蔣介石國民黨不顧中國共產黨和民主同盟等民主黨派的反對，仍然于11月15日在南京召開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大”。至此，政協決議完全被撕毀，國共和平談判的基礎完全被破壞。
蔣介石國民黨單方面召開“國大”的第二天，周恩來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發表《對國民黨召開“國大”的嚴正聲明》，指出：現在開幕的一黨“國大”，不但使中共及第三方面最近在商談中的協議成為不可能，而且最后破壞了政協以來的一切決議、停戰協定與整軍方案，隔斷了政協以來和平商談的道路，同時也很快地徹底揭穿了國民黨當局11月8日“停戰令”的欺騙性。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堅決不承認這個“國大”。“和談之門已為國民黨政府當局一手關閉了。”并在會上宣布中共代表團兩三天內將回延安。周恩來的聲明表明，由于蔣介石國民黨一再越過中國共產黨設定的紅線，抗戰勝利以來進行的國共和平談判已完全破裂，再無挽回的余地。11月19日，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返回延安。但中共仍保留了南京、上海兩個辦事處，并在南京、北平、上海、重慶等地均留下了少量工作人員。
■中國共產黨開始將“打倒蔣介石”作為戰爭目標■
■ 毛澤東將“自衛戰爭”的提法改為“人民解放戰爭”，提出要做“打倒蔣介石”的工作 ■
蔣介石國民黨不顧中國共產黨的反對和警告，在1946年10月11日占領晉察冀解放區的首府張家口，并于11月15日違反政協決議，召開一黨包辦的“國大”，是抗戰勝利后國共關系的重要轉折點。它標志著抗戰勝利后的國共和平談判至此完全破裂。與此同時，國民黨軍胡宗南部還調集軍隊，準備進攻延安。種種事實表明蔣介石國民黨不會放棄其獨裁內戰的政策。11月1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蔣介石召開偽國大和準備進攻延安給各中央局的指示，指出：“中國人民堅決反對蔣介石一手包辦的分裂的‘國民大會’，此會開幕之日，即蔣介石集團開始自取滅亡之時。蔣介石軍隊在被我殲滅了三十五個旅之后，在其進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時，即使用突襲方法，占領延安，亦無損于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蔣介石滅亡的前途。總之，蔣介石自走絕路，開‘國大’、打延安兩著一做，他的一切欺騙全被揭破，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的。”這個指示，第一次將過去“自衛戰爭”的提法改為“人民解放戰爭”，并明確指出蔣介石的前途是滅亡。這表明鑒于蔣介石國民黨在獨裁內戰的道路上愈行愈遠，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國民黨的政策發生了重要改變。
1946年11月21日，毛澤東與劉少奇以及剛回到延安的周恩來開會。在周恩來報告了國共談判情況、美國對華政策、蔣介石集團內部的情況、蔣管區的形勢后，毛澤東對當時的政治形勢和軍事形勢進行了分析，第一次提出要做“打倒蔣介石”的工作。他說：過去中國人民中間以及我們黨內都有打不打的問題，這個問題現在解決了，剩下的問題便是勝不勝，現在要建立堅定的勝利的信心。美蔣威信降低之速是出于意外的，世界進步（在歐洲、在亞洲各國）之速是出于意外的，我們在國際國內都有廣大的統一戰線，這是基本問題。在軍事上，殲滅戰已經經歷了事實的證明，至今已殲滅了38個旅，占75個旅的過半數。蔣介石的攻勢是可以戰勝的，經過半年到一年，消滅他七八十個旅，停止他的進攻，開始反攻，把他在美國援助下七八年的積蓄一年內打破，達到兩黨平衡。達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過。那時我們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肅，然后就可以再向長江以南。“現在是否提打倒蔣介石？做此工作而不提此口號，口號仍是1月13日停戰位置與政協決議。”毛澤東的上述講話表明，這時中國共產黨雖然仍對國共和平談判留有余地，但已將“打倒蔣介石”作為戰爭目標，并計劃在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后發動反攻，向國民黨統治區進軍，先挺進中原，然后再向長江以南發展。
如果說在此之前，主要是國民黨想打而中國共產黨想和，那么在國民黨不顧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占領張家口和單方面召開“國大”而導致國共和談破裂后，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國民黨的政策發生了重要改變，蔣介石國民黨即使想恢復和平談判也變得很困難了。
■ 不再將實現和平民主的希望寄托于與蔣介石國民黨的談判 ■
1946年12月9日，毛澤東在延安王家坪會見西方記者，在回答中國國內局勢是否要打下去時說：是要打下去，因為人家要打。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方針仍然是尊重政治協商會議的路線，并為恢復1月停戰協定的位置而奮斗。現在召開的非法的分裂的“國民大會”，應該解散。在回答中國共產黨現在是否不受停戰協議的約束時說：停戰協定早已讓人破壞了，我們當然不再受它約束，將來的談判就是看戰爭的結果而定。毛澤東所說的看戰爭的結果而定，就是通過戰爭手段解決問題，而不再將實現和平民主的希望寄托于與蔣介石國民黨的談判。
當時，為了進一步揭露蔣介石國民黨獨裁內戰的真面目，爭取全國人民、民主黨派等進步政治力量的理解和支持，在政治上中國共產黨并沒有完全關死和平談判之門。1946年12月28日，周恩來在答記者問時，根據中國共產黨的既定方針表示，如要重開談判，蔣政府必須做到：“（一）根據停戰協定，承認恢復1月13日雙方駐軍位置，實行停戰；（二）根據政協路線取消非法國大及偽憲，重開黨派會議，協商一切。”這兩個條件是公平合理的，但對于堅持獨裁專制統治、企圖消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的蔣介石國民黨來說，是完全無法接受的。這就決定了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必然滅亡的命運。
■ 拒絕美方調停，讓蔣徹底暴露其原形 ■
1947年1月16日，國民黨當局通過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向中國共產黨提出恢復和平談判的要求，并表示要派張治中赴延安談判。當時，在軍事上，國民黨軍隊在經過對解放區半年的軍事進攻之后，幾乎占領了解放區所有的重要城市；在政治上，國民黨單方面召開了“國大”，并通過了所謂的“中華民國憲法”，蔣介石國民黨認為在政治軍事方面都取得了令他們滿意的結果。但蔣介石國民黨面臨的深刻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并沒有消除，他們的獨裁內戰政策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反對，國統區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愛國民主運動風起云涌，同時在軍事上他們雖然占領了解放區的不少城市和地方，但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有生力量不斷遭到人民解放軍的殲滅，兵力不足與戰線太長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軍事形勢日益朝著對他們不利的一面發展。
對于蔣介石國民黨恢復和談的要求，中共中央認為在當時的形勢下只會有利于蔣介石國民黨，使他們獲得喘息時機，重整軍隊再度進攻，因而決定采取“使這種欺騙性的和談恢復不成”的方針，以便人民解放軍在戰場上進一步取得轉變局勢的勝利。當天獲悉這一消息后，中共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致中共駐南京辦事處主任董必武電，指出：根據目前形勢，恢復和談只利于蔣方重整軍隊再度進攻。我們的方針應使這種欺騙性的和談恢復不成，讓蔣徹底暴露其原形，以便我們在這半年內外取得轉變局勢的勝利。在這個電報中，毛澤東加寫了一段話：“對于美方調停，此時形式上我們雖然尚不公開出面反對，但實際上應拒絕之。”拒絕美方調停，就是想讓和談恢復不成。當時蔣介石國民黨提出了恢復和談的四項條件，對此中國共產黨表示“根本拒絕此四條，非完全接受我方兩條（最低限度）不能開談”。所謂我方兩條，即中國共產黨此前一直堅持的恢復（1946年）1月13日國共雙方的軍事位置與廢除違反政協決議召開的“國大”制定的“憲法”。前已述及，這樣的條件國民黨根本無法接受。提出這樣的條件等于實際上拒絕了國民黨方面恢復和談的要求，從而讓他們借和談獲得喘息時機以重整軍隊再度進攻的企圖無法得逞。
在此之后，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通過了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各方面情況顯示，中國時局將要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的階段，即是全國范圍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發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階段。現在是它的前夜。我黨的任務是為爭取這一高潮的到來及其勝利而斗爭。”指示還指出：“我軍在過去七個月艱苦奮戰中，已經證明自己有一切把握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取得最后的勝利。”“這是毫無疑義的。”在會議討論關于對待蔣介石的問題時，毛澤東說：“今天對待蔣介石同抗戰時期不同。”“我們還沒有提出打倒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口號，實際上是要打倒他們。”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及會議通過的《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實際上明確了以“打倒蔣介石”作為人民解放戰爭的目標。
■“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口號的正式提出■
■ 蔣介石“圖窮匕見” ■
1947年初，蔣介石國民黨本希望通過恢復和平談判來緩和他們的政治危機和軍事危機，但實際上遭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拒絕。于是，他們圖窮匕見，正式地、最后地與中國共產黨破裂。1947年2月27日、28日，國民黨政府分別通知中國共產黨駐南京、上海、重慶等地的辦事處，要求這些辦事處擔任談判聯絡工作的代表和工作人員，限于3月5日前撤退。
對國民黨政府這一措施的性質及其后果，中共中央負責人發表評論說：“蔣方這一荒謬措施，無論是出于蔣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其地方當局的胡作非為，都是表示蔣方已經決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關死一切談判之門。”
在此之后，3月15日國民黨召開六屆三中全會，蔣介石在會上宣稱國共破裂，決心作戰到底。同時，蔣介石為了振奮士氣軍心，并在政治上打擊中國共產黨，調集軍隊向陜甘寧邊區發動進攻，于3月19日在人民解放軍主動撤退后，占領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占領延安，從表面上看是蔣介石國民黨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軍事勝利，但實際上是蔣介石國民黨在政治上走上了絕路。中共中央在撤離延安前，毛澤東對參加保衛延安的人民解放軍部分領導干部發表講話說：“少則一年，多則二年，我們就要回來，我們要以一個延安換取全中國。”為什么說能以一個延安換取全中國，毛澤東后來這樣說：蔣介石能夠打到我們的延安來，我們就能打到他的南京去。可以說，國民黨軍隊占領延安為中國共產黨徹底推翻蔣介石國民黨的統治在政治上提供了更加充足的依據。
■ 解放軍在戰場上捷報頻傳，中共開始逐步公開提出“打倒蔣介石”的口號 ■
國民黨軍隊占領延安，只是獲得一座空城，并沒有使得軍事形勢朝著有利自己的方向發展。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彭德懷、習仲勛等指揮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兵團以“蘑菇戰術”同國民黨軍隊周旋，尋機殲敵。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戰兵團將胡宗南第31旅（缺一個團）2900余人全部殲滅在青化砭地區，生俘旅長李紀云，取得撤出延安后的第一個勝利。與此同時，人民解放軍在其他戰場也捷報頻傳。在山東戰場，華東野戰軍在陳毅、粟裕的指揮下，面對國民黨軍隊發動的重點進攻，從容應戰，2月下旬在萊蕪地區全殲國民黨第二綏靖區副司令長官李仙洲部5.6萬余人；在東北戰場，東北民主聯軍在林彪指揮下，至4月3日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第四次對臨江的進攻，取得了“三下江南、四保臨江”作戰的勝利，共殲敵4萬余人，迫使國民黨軍隊由攻勢轉為守勢，為東北民主聯軍轉入反攻創造了條件；在山西，晉冀魯豫野戰軍第4縱隊在陳賡、謝富治等的率領下于4月4日發起了晉南攻勢，連克20余城，解放了除運城、安邑、臨汾等孤立據點外的整個晉西南地區，殲敵1.4萬余人。人民解放軍在各個戰場的勝利表明，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的進攻在達到了頂點后，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中國共產黨開始逐步公開提出“打倒蔣介石”的口號。
1947年4月10日，毛澤東在修改新華社社論稿《中國人民偉大斗爭的二十年（為四一二慘案二十周年紀念作）》時，加寫了一段話：“過去的二十年是中國人民偉大斗爭的二十年。這個斗爭快要結束了，這就是蔣介石反動統治的滅亡。因為蔣介石要滅亡中國人民，因此中國人民必然團結起來滅亡蔣介石。”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結束后，第一次公開提出滅亡蔣介石反動統治。在國民黨軍隊占領延安后，中國共產黨提出這樣的目標，不僅能夠鼓舞解放區軍民戰勝蔣介石的信心，而且在政治上順理成章，師出有名，能得到全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的理解、認同和支持。
在人民解放軍不斷粉碎國民黨軍隊的軍事進攻，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的同時，國統區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也一浪高過一浪。
1946年底，為了抗議北平發生的美軍強奸北京大學女生事件，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等學校的學生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蔣反美的群眾運動。國統區幾十個大中城市的學生起而響應，舉行罷課和示威游行，參加人數達50萬。
1947年5月，國統區的愛國學生又掀起了一場聲勢更加浩大的“反饑餓、反內戰”運動。這場運動由南京、上海等地高等學校的學生發起，迅速擴大到北平、天津、杭州、重慶、福州、桂林、濟南、長沙、昆明等許多城市。5月20日，當京、滬、蘇、杭等地大學生代表聚集南京同南京大學生一起舉行大規模游行示威時，國民黨當局出動軍警鎮壓，逮捕打傷學生150余名，造成“五二〇”血案。
學生的愛國運動在廣大人民支持之下，并沒有被鎮壓下去，反而發展到全國，和工人罷工、教員罷教等各界人民的斗爭結合起來，給國民黨的統治以沉重打擊。國統區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形成了反蔣反美的第二條戰線。它說明蔣介石國民黨不僅在軍事上不斷遭到失敗，而且在政治上失去了民心，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反對。
針對這一新的形勢，1947年5月30日，毛澤東為新華社寫了一篇關于目前時局的評論——《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這篇評論對蔣介石國民黨的處境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提出了關于形勢發展的一系列重要論斷，為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奠定了理論基礎。
這篇評論首先指出蔣介石政府已經處在全民的包圍中。不論在軍事戰線上，還是在政治戰線上，蔣介石政府都打了敗仗，“都已經被它所宣布為敵人的力量所包圍，并且想不出逃脫的方法”。也就是說，蔣介石政府已經陷入絕境，沒有辦法能夠擺脫滅亡的命運了。
這篇評論分析了蔣介石政府陷入全民包圍中的原因。評論指出：由于蔣介石政府在美國支持下，實行獨裁、內戰和賣國的政策，實行極端反動的財政經濟政策，“他們就宣布他們自己和全國人民為敵，他們就將全國各階層人民放在饑餓和死亡的界線上”。極端的通貨膨脹，空前的物價高漲，民族工商業日益破產，勞動群眾和公教人員的生活日益惡化，“迫使各階層人民不得不團結起來為救死而斗爭”，因而形成了一個包括“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其他愛國分子、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在內的極其廣泛的反蔣反美的全民族統一戰線。蔣介石維持自己反動統治的兩個主要工具——軍事鎮壓和政治欺騙，都已迅速破產。蔣介石的軍隊在各個戰場，都打了敗仗，并已深陷絕境，被解放區軍民重重包圍，難以逃脫。蔣介石的一切政治欺騙，包括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改組一黨政府為“多黨政府”，包括所謂的和談，都“由于蔣介石的迅速扮演而迅速破產”。各階層的人民包括中間階層的分子，對于蔣介石不再心存幻想，而將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軍的勝利上。中國人民反蔣反美的斗爭，已經形成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斗爭。”“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要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
這篇評論指出了蔣介石國民黨必然滅亡的命運。評論指出：蔣介石政府的強大只是暫時的、表面的，它實際上是一個外強中干的政府。它的進攻是能夠打敗的，不論是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戰線上。“它的前途必然是眾叛親離，全軍覆滅。”評論著重指出：“一切事變，都已經證明并且將繼續證明這些估計的正確性。”
這篇評論還指出，形勢正在迅速朝著蔣介石反動統治滅亡的方向發展。“中國事變的發展，比人們預料的要快些。”建立一個和平的、民主的、獨立的新中國，已不是遙不可及的事情了，“中國人民應當迅速地準備一切必要的條件”。
既然蔣介石已經站在了全民的對立面，處在了全民的包圍之中，在軍事戰線和政治戰線都已經打了敗仗，已經逃脫不了滅亡的命運，既然形勢的發展已經證明中國共產黨估計的正確，那么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就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結果。在這篇評論中，雖然沒有明確提出這一口號，但這一口號已呼之欲出，只是等待一個時機，這就是人民解放戰爭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
■ 人民解放戰爭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 ■
1947年6月30日，劉伯承、鄧小平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12萬余人強渡黃河，發起魯西南戰役，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在魯西南戰役勝利打開了南進的通道后，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在大別山地區完成了戰略展開。劉鄧大軍發起戰略進攻后，陳賡、謝富治率領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一部8萬余人在8月下旬渡過黃河挺進豫西，完成了在豫陜邊地區的戰略展開；陳毅、粟裕率領的華東野戰軍主力在9月越過隴海鐵路南下，完成了在豫皖蘇邊地區的戰略展開。這三路大軍“縱橫馳騁于江淮河漢之間，殲滅大量敵人，調動和吸引蔣軍南線兵力160多個旅中約90個旅于自己的周圍，迫使蔣軍處于被動地位，起了決定性的戰略作用”。
與此同時，其他戰場的人民解放軍也開始漸次轉入反攻。9月15日，中共中央軍委在向各野戰軍首長通報戰況時指出：“目前只有膠東方面敵尚維持十五個旅左右的攻勢，該區尚有一個時期是困難的。”但山東戰場的戰況也很快得到了改變。10月2日至8日，許世友、譚震林率領華東野戰軍東兵團進行了膠河戰役，殲敵1.2萬余人，收復掖縣（今萊州市）。這標志著人民解放軍在山東戰場也轉入了反攻。從此，“我軍業已無例外地全面轉入反攻。敵人已沒有任何一處再能進攻”。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后僅過去三個月的時間，解放戰爭的形勢即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
當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國民黨軍在軍事上節節失利時，國民黨當局為了挽救統治危機，企圖在政治上進一步打擊中國共產黨。1947年6月28日，國民黨當局最高法院發布針對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所謂通緝令，宣稱毛澤東為所謂的“內亂犯”；7月4日，國民黨當局又發布所謂的《戡平共匪叛亂總動員令》，以“立法”的形式表示與中國共產黨最后決裂。蔣介石國民黨的這些舉措，使自己在政治上徹底走上了絕境。正如毛澤東當時所指出的：這些措施“致命地打擊了蔣介石自己在人民中殘存的一點威信，并把他自己完全孤立起來”。
至此，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完全掌握了主動權。
■ 在提出“打倒蔣介石”這個口號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
在上述軍事政治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先是在此前提出的推翻蔣介石反動統治的基礎上，進一步公開提出了“打倒蔣介石”的口號。1947年9月12日，新華社發表社論《人民解放軍大舉反攻》，指出：“人民解放軍的大舉反攻，標志著戰爭形勢的根本改變。”“蔣介石匪幫的覆滅的前途是定了的，美國帝國主義的任何幫助也不能挽救蔣匪的這個命運。”毛澤東在修改這篇社論稿時，加寫了兩段話，其中一段是：“打倒蔣介石才有和平，打倒蔣介石才有飯吃，打倒蔣介石才有民主，打倒蔣介石才有獨立，已經是中國的常識了。”正是在這段話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蔣介石”的口號。對于為什么提出這一口號，周恩來當時作過深入細致的分析和說明。他說：“一方面，我們已用事實證明給老百姓看，我們有力量打倒蔣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蔣介石，就連上層分子（除了少數反動集團外）、中產階級也不想給蔣介石抬轎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這個時候提出打倒蔣介石正合時宜。”
1947年10月10日，在人民解放軍在全國各個戰場都已轉入反攻的背景下，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布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在提出“打倒蔣介石”這個口號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并向國內外宣布了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八項基本政策，包括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懲辦以蔣介石為首的戰爭罪犯；廢除蔣介石統治的獨裁制度和腐敗制度，實行人民民主制度；沒收官僚資本，廢除封建剝削制度，實現耕者有其田等。“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口號的提出，標志著徹底推翻蔣介石國民黨在全中國的反動統治，已成為中國共產黨對待蔣介石國民黨唯一的政策選項。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除了滅亡，已經沒有其他出路了。
■“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口號提出的歷史必然性■
“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口號的提出，是抗戰勝利前后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政治軍事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
蔣介石國民黨為了維持一黨專政的統治，在自身存在嚴重的政治和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始終堅持獨裁內戰政策，拒絕進行民主改革，拒絕與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合作建國，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悍然發動旨在消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民主政權的全面內戰，造成了自己在政治上的被動和失敗。在全面內戰爆發后，又沉迷于一時的軍事上的優勢，在獨裁內戰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一再突破中國共產黨設定的底線，關死一切和平談判之門。不僅派兵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而且發布所謂的《戡平共匪叛亂總動員令》，以“立法”的形式表示與中國共產黨決裂。所有這些，“就逼得全國各階層人民，除了團結起來打倒蔣介石，再無出路”；就為中國共產黨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提供了政治上的堅實的依據，使得這個口號的提出成為民心所向，成為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
同時，全面內戰爆發后軍事形勢的發展，逐漸顯示出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外強中干的本質，顯示出人民解放軍完全能夠由弱轉強、由劣勢變為優勢，從根本上推翻蔣介石國民黨的政權。這樣，中國共產黨在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取得了戰爭的主動權以后，審時度勢，不失時機地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就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口號的提出，也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強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推翻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斗爭，不僅是一場軍事斗爭，而且是一場政治斗爭。中國共產黨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口號的過程，反映了這場斗爭的復雜性。在這場斗爭中，中國共產黨不僅要在軍事上打垮蔣介石國民黨，為奪取全國政權掃清道路，而且要在政治上孤立蔣介石國民黨，爭取全國人民對于打倒蔣介石、奪取全國政權的理解、認同和支持。由于蔣介石國民黨掌握著得到國際承認、在抗戰時期增強了其合法性的全國政權，因而中國共產黨對待蔣介石國民黨制定正確的政策，并根據政治軍事形勢的變化及時調整這種政策，對于在政治上始終立于主動地位是十分必要的。不這樣做，則名不正言不順；不這樣做，則不能將斗爭的合法性由蔣介石國民黨一方面轉移到中國共產黨一方面。怎樣取得斗爭的合法性，怎樣在與蔣介石國民黨的斗爭中做到師出有名，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始終十分謹慎地關注和考慮的問題。從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口號的整個過程來看，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在制定和調整對待蔣介石國民黨的政策時，不僅考慮我們的既定目標和主觀愿望，而且充分考慮客觀政治軍事形勢的發展，分寸把握精準到位，方向明確不急不躁，堅持原則因勢利導，展示了高超的駕馭復雜局勢的能力，以及爐火純青的政治領導藝術和斗爭藝術。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強大，是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根本保障。■
（全文完）
■ 占領張家口，宣布召開“國民大會” ■
全面內戰僅進行了三個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就已經大量殲滅國民黨軍隊，這些軍隊大多數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如整編第3師和整編第1旅。中國共產黨已經看出蔣介石國民黨不僅面臨著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而且在軍事上也因為主力部隊不斷被殲滅以及需要擔任守備，存在著兵力不足與戰線太長之間的尖銳矛盾。因而到了1946年9月，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已經看到了戰爭勝利的曙光，不僅不懼怕，反而決定通過戰爭消滅蔣介石國民黨軍隊的有生力量來解決問題。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計劃是：在六個月至八個月內，殲滅國民黨第一線進犯軍的1/3，以這樣的勝利來扭轉局勢。國民黨軍隊用于進攻解放區的第一線作戰部隊有162個旅，1/3即是54個旅。鑒于當時解放軍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內已經殲滅國民黨軍20多個旅，因此毛澤東認為達到這一目的“是完全可能的”。當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覺得有把握通過戰爭來解決問題的時候，和與戰的主動權已經不是掌握在蔣介石國民黨手中，而是掌握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手中了。
當9月下旬國民黨軍隊發動對張家口的進攻時，中國共產黨曾向蔣介石國民黨發出警告，要求其停止對張家口的進攻，否則將視為國民黨方面公開宣告國共關系以及和平談判最后破裂，一切后果由國民黨方面承擔。1946年9月30日，時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等致函馬歇爾、蔣介石，表示：“恩來等受命聲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對張家口及其周圍的一切軍事行動，中共不能不認為政府業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最后放棄政治解決方針，其因此而造成的一切嚴重后果，當然全部責任應由政府方面負之。”
但蔣介石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的聲明置若罔聞，國民黨軍隊繼續發動進攻，并在10月11日占領了張家口。雖然國民黨軍隊是在晉察冀人民軍隊主動撤離后才占領張家口的，但蔣介石國民黨仍把它視為重大勝利，宣稱“共軍已總崩潰”，“可在三個月至五個月內，完成以軍事解決問題”。
在占領張家口的當天下午，國民黨又違反政協決議，再次單方面宣布于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蔣介石國民黨不顧中國共產黨的警告，占領張家口并單方面宣布召開“國大”，越過了中國共產黨劃定的紅線，中國共產黨理所當然將其視為國民黨方面宣布破裂的表示。10月12日，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指出：國民黨打下張家口后已下令召開“國大”，證明要破裂。負責和談的中共代表團在南京、上海的工作人員及地下黨組織開始準備隱蔽、疏散和撤退。10月16日，南京、上海的工作人員第一批撤退，飛赴延安。與此同時，為了揭露蔣介石國民黨和支持蔣介石國民黨的美國政府假和談真內戰的面目，教育人民群眾，中國共產黨決定不主動宣布和平談判最后破裂，“只要美蔣一日不主動放棄政治談判，以欺騙群眾，則我亦不應主動對美蔣宣告談判最后的破裂，使自己陷于被動”。中國共產黨做好談判破裂的準備但不主動宣布破裂，給蔣介石國民黨提供了一個懸崖勒馬、放棄獨裁內戰政策的最后機會。但蔣介石國民黨沒有抓住這個機會，在獨裁內戰、自取滅亡的道路上愈行愈遠。
■ 裝出和平姿態 ■
蔣介石在國民黨軍隊占領張家口并單方面宣布召開“國大”后，為了推卸發動全面內戰的責任，又裝出和平姿態，在10月16日發表聲明，向中國共產黨提出停止國共軍事沖突的八項條件，表示：“在共產黨同意以上各點后，即下令停止軍事沖突。”當時，中國共產黨并沒有徹底放棄與國民黨的和平談判。10月18日，中共中央發表關于時局的聲明，表示：“本黨認為，只要蔣介石在人民壓力之下，愿意實現真實有效的和平，則本黨亦可不咎既往，從新協商。”10月19日，周恩來在魯迅逝世1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講話表示：“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棄和平的談判。”但中國共產黨認為，在過去的談判中，蔣介石國民黨翻云覆雨，反復多變，“任何莊嚴的命令、諾言與保證，既可任意撕毀，則今日的協議明日又可成廢紙，今日有五項八項要求，明日又可有五十項八十項要求”。因此蔣介石國民黨必須首先恢復信義，不應該是要中國共產黨接受他們的八項條件，而是要承認1946年1月10日蔣介石、毛澤東、馬歇爾代表國、共、美三方簽訂的停戰令以及1月30日蔣介石和全體政協代表一致通過的政協決議，以此作為恢復和平談判的條件。中共中央在10月18日的聲明中提出：“本黨為表示最后最大讓步計，茲特鄭重聲明：今日一切會談如欲其有真實結果，必須承認停戰、政協兩協定的神圣效力，即承認恢復一月十三日國共雙方軍事位置為一切軍事商談的準則，承認實行政協一切決議為一切政治商談的準則。”并表示：蔣介石與馬歇爾“只要他們有這種最低限度的誠意，本黨一定繼續與他們通力合作，以求和平的真正實現，民主的真正開始”。
但蔣介石國民黨對于中國共產黨的聲明置若罔聞。他們又通過民盟等第三方向中共代表團轉達新的停戰條件：中共必須交出“國大”代表名單方可停戰。中國共產黨當然對此表示拒絕。周恩來說：不應把提“國大”代表名單作為停戰條件。要保證停戰，必須實現政協決議和1月停戰協定。在此情況下，1946年11月8日，國民黨當局單方面頒布停戰令，并宣布11月12日召開“國大”。中國共產黨認為，國民黨當局不能單方面頒布停戰令，如果真有誠意，除就地停止一切戰斗外，還應恢復雙方軍隊在1946年1月間第一次停戰令所規定之位置，國民黨軍隊撤出所侵入的解放區，然后停止一切軍事行動；國民黨單方面規定召開“國大”的日期，是違反政協決議的，如果置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的意見于不顧，在11月12日召開“國大”，通過和平談判以解決政治爭端的基礎將蕩然無存。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明確表示：“國大”一開便表明政治的分裂。蔣介石國民黨為了欺騙民主黨派和人民群眾，在11月11日宣布“國大”延期三天召開。對此，中國共產黨表示：“國大”開會日期是國民黨政府片面規定的，現在延期三天，也還是片面的，仍然違反政協的決議，中共方面當然不能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得到了民主同盟等民主黨派的支持，民盟在11月12日發表聲明：除非按照政協決議完成“國大”開會以前的各項手續，否則決不參加“國大”。但蔣介石國民黨不顧中國共產黨和民主同盟等民主黨派的反對，仍然于11月15日在南京召開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大”。至此，政協決議完全被撕毀，國共和平談判的基礎完全被破壞。
蔣介石國民黨單方面召開“國大”的第二天，周恩來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發表《對國民黨召開“國大”的嚴正聲明》，指出：現在開幕的一黨“國大”，不但使中共及第三方面最近在商談中的協議成為不可能，而且最后破壞了政協以來的一切決議、停戰協定與整軍方案，隔斷了政協以來和平商談的道路，同時也很快地徹底揭穿了國民黨當局11月8日“停戰令”的欺騙性。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堅決不承認這個“國大”。“和談之門已為國民黨政府當局一手關閉了。”并在會上宣布中共代表團兩三天內將回延安。周恩來的聲明表明，由于蔣介石國民黨一再越過中國共產黨設定的紅線，抗戰勝利以來進行的國共和平談判已完全破裂，再無挽回的余地。11月19日，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返回延安。但中共仍保留了南京、上海兩個辦事處，并在南京、北平、上海、重慶等地均留下了少量工作人員。
■中國共產黨開始將“打倒蔣介石”作為戰爭目標■
■ 毛澤東將“自衛戰爭”的提法改為“人民解放戰爭”，提出要做“打倒蔣介石”的工作 ■
蔣介石國民黨不顧中國共產黨的反對和警告，在1946年10月11日占領晉察冀解放區的首府張家口，并于11月15日違反政協決議，召開一黨包辦的“國大”，是抗戰勝利后國共關系的重要轉折點。它標志著抗戰勝利后的國共和平談判至此完全破裂。與此同時，國民黨軍胡宗南部還調集軍隊，準備進攻延安。種種事實表明蔣介石國民黨不會放棄其獨裁內戰的政策。11月1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蔣介石召開偽國大和準備進攻延安給各中央局的指示，指出：“中國人民堅決反對蔣介石一手包辦的分裂的‘國民大會’，此會開幕之日，即蔣介石集團開始自取滅亡之時。蔣介石軍隊在被我殲滅了三十五個旅之后，在其進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時，即使用突襲方法，占領延安，亦無損于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蔣介石滅亡的前途。總之，蔣介石自走絕路，開‘國大’、打延安兩著一做，他的一切欺騙全被揭破，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的。”這個指示，第一次將過去“自衛戰爭”的提法改為“人民解放戰爭”，并明確指出蔣介石的前途是滅亡。這表明鑒于蔣介石國民黨在獨裁內戰的道路上愈行愈遠，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國民黨的政策發生了重要改變。
1946年11月21日，毛澤東與劉少奇以及剛回到延安的周恩來開會。在周恩來報告了國共談判情況、美國對華政策、蔣介石集團內部的情況、蔣管區的形勢后，毛澤東對當時的政治形勢和軍事形勢進行了分析，第一次提出要做“打倒蔣介石”的工作。他說：過去中國人民中間以及我們黨內都有打不打的問題，這個問題現在解決了，剩下的問題便是勝不勝，現在要建立堅定的勝利的信心。美蔣威信降低之速是出于意外的，世界進步（在歐洲、在亞洲各國）之速是出于意外的，我們在國際國內都有廣大的統一戰線，這是基本問題。在軍事上，殲滅戰已經經歷了事實的證明，至今已殲滅了38個旅，占75個旅的過半數。蔣介石的攻勢是可以戰勝的，經過半年到一年，消滅他七八十個旅，停止他的進攻，開始反攻，把他在美國援助下七八年的積蓄一年內打破，達到兩黨平衡。達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過。那時我們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肅，然后就可以再向長江以南。“現在是否提打倒蔣介石？做此工作而不提此口號，口號仍是1月13日停戰位置與政協決議。”毛澤東的上述講話表明，這時中國共產黨雖然仍對國共和平談判留有余地，但已將“打倒蔣介石”作為戰爭目標，并計劃在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后發動反攻，向國民黨統治區進軍，先挺進中原，然后再向長江以南發展。
如果說在此之前，主要是國民黨想打而中國共產黨想和，那么在國民黨不顧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占領張家口和單方面召開“國大”而導致國共和談破裂后，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國民黨的政策發生了重要改變，蔣介石國民黨即使想恢復和平談判也變得很困難了。
■ 不再將實現和平民主的希望寄托于與蔣介石國民黨的談判 ■
1946年12月9日，毛澤東在延安王家坪會見西方記者，在回答中國國內局勢是否要打下去時說：是要打下去，因為人家要打。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方針仍然是尊重政治協商會議的路線，并為恢復1月停戰協定的位置而奮斗。現在召開的非法的分裂的“國民大會”，應該解散。在回答中國共產黨現在是否不受停戰協議的約束時說：停戰協定早已讓人破壞了，我們當然不再受它約束，將來的談判就是看戰爭的結果而定。毛澤東所說的看戰爭的結果而定，就是通過戰爭手段解決問題，而不再將實現和平民主的希望寄托于與蔣介石國民黨的談判。
當時，為了進一步揭露蔣介石國民黨獨裁內戰的真面目，爭取全國人民、民主黨派等進步政治力量的理解和支持，在政治上中國共產黨并沒有完全關死和平談判之門。1946年12月28日，周恩來在答記者問時，根據中國共產黨的既定方針表示，如要重開談判，蔣政府必須做到：“（一）根據停戰協定，承認恢復1月13日雙方駐軍位置，實行停戰；（二）根據政協路線取消非法國大及偽憲，重開黨派會議，協商一切。”這兩個條件是公平合理的，但對于堅持獨裁專制統治、企圖消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的蔣介石國民黨來說，是完全無法接受的。這就決定了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必然滅亡的命運。
■ 拒絕美方調停，讓蔣徹底暴露其原形 ■
1947年1月16日，國民黨當局通過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向中國共產黨提出恢復和平談判的要求，并表示要派張治中赴延安談判。當時，在軍事上，國民黨軍隊在經過對解放區半年的軍事進攻之后，幾乎占領了解放區所有的重要城市；在政治上，國民黨單方面召開了“國大”，并通過了所謂的“中華民國憲法”，蔣介石國民黨認為在政治軍事方面都取得了令他們滿意的結果。但蔣介石國民黨面臨的深刻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并沒有消除，他們的獨裁內戰政策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反對，國統區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愛國民主運動風起云涌，同時在軍事上他們雖然占領了解放區的不少城市和地方，但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有生力量不斷遭到人民解放軍的殲滅，兵力不足與戰線太長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軍事形勢日益朝著對他們不利的一面發展。
對于蔣介石國民黨恢復和談的要求，中共中央認為在當時的形勢下只會有利于蔣介石國民黨，使他們獲得喘息時機，重整軍隊再度進攻，因而決定采取“使這種欺騙性的和談恢復不成”的方針，以便人民解放軍在戰場上進一步取得轉變局勢的勝利。當天獲悉這一消息后，中共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致中共駐南京辦事處主任董必武電，指出：根據目前形勢，恢復和談只利于蔣方重整軍隊再度進攻。我們的方針應使這種欺騙性的和談恢復不成，讓蔣徹底暴露其原形，以便我們在這半年內外取得轉變局勢的勝利。在這個電報中，毛澤東加寫了一段話：“對于美方調停，此時形式上我們雖然尚不公開出面反對，但實際上應拒絕之。”拒絕美方調停，就是想讓和談恢復不成。當時蔣介石國民黨提出了恢復和談的四項條件，對此中國共產黨表示“根本拒絕此四條，非完全接受我方兩條（最低限度）不能開談”。所謂我方兩條，即中國共產黨此前一直堅持的恢復（1946年）1月13日國共雙方的軍事位置與廢除違反政協決議召開的“國大”制定的“憲法”。前已述及，這樣的條件國民黨根本無法接受。提出這樣的條件等于實際上拒絕了國民黨方面恢復和談的要求，從而讓他們借和談獲得喘息時機以重整軍隊再度進攻的企圖無法得逞。
在此之后，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通過了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各方面情況顯示，中國時局將要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新的階段，即是全國范圍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發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階段。現在是它的前夜。我黨的任務是為爭取這一高潮的到來及其勝利而斗爭。”指示還指出：“我軍在過去七個月艱苦奮戰中，已經證明自己有一切把握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取得最后的勝利。”“這是毫無疑義的。”在會議討論關于對待蔣介石的問題時，毛澤東說：“今天對待蔣介石同抗戰時期不同。”“我們還沒有提出打倒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口號，實際上是要打倒他們。”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及會議通過的《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實際上明確了以“打倒蔣介石”作為人民解放戰爭的目標。
■“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口號的正式提出■
■ 蔣介石“圖窮匕見” ■
1947年初，蔣介石國民黨本希望通過恢復和平談判來緩和他們的政治危機和軍事危機，但實際上遭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拒絕。于是，他們圖窮匕見，正式地、最后地與中國共產黨破裂。1947年2月27日、28日，國民黨政府分別通知中國共產黨駐南京、上海、重慶等地的辦事處，要求這些辦事處擔任談判聯絡工作的代表和工作人員，限于3月5日前撤退。
對國民黨政府這一措施的性質及其后果，中共中央負責人發表評論說：“蔣方這一荒謬措施，無論是出于蔣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其地方當局的胡作非為，都是表示蔣方已經決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關死一切談判之門。”
在此之后，3月15日國民黨召開六屆三中全會，蔣介石在會上宣稱國共破裂，決心作戰到底。同時，蔣介石為了振奮士氣軍心，并在政治上打擊中國共產黨，調集軍隊向陜甘寧邊區發動進攻，于3月19日在人民解放軍主動撤退后，占領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占領延安，從表面上看是蔣介石國民黨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軍事勝利，但實際上是蔣介石國民黨在政治上走上了絕路。中共中央在撤離延安前，毛澤東對參加保衛延安的人民解放軍部分領導干部發表講話說：“少則一年，多則二年，我們就要回來，我們要以一個延安換取全中國。”為什么說能以一個延安換取全中國，毛澤東后來這樣說：蔣介石能夠打到我們的延安來，我們就能打到他的南京去。可以說，國民黨軍隊占領延安為中國共產黨徹底推翻蔣介石國民黨的統治在政治上提供了更加充足的依據。
■ 解放軍在戰場上捷報頻傳，中共開始逐步公開提出“打倒蔣介石”的口號 ■
國民黨軍隊占領延安，只是獲得一座空城，并沒有使得軍事形勢朝著有利自己的方向發展。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彭德懷、習仲勛等指揮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兵團以“蘑菇戰術”同國民黨軍隊周旋，尋機殲敵。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戰兵團將胡宗南第31旅（缺一個團）2900余人全部殲滅在青化砭地區，生俘旅長李紀云，取得撤出延安后的第一個勝利。與此同時，人民解放軍在其他戰場也捷報頻傳。在山東戰場，華東野戰軍在陳毅、粟裕的指揮下，面對國民黨軍隊發動的重點進攻，從容應戰，2月下旬在萊蕪地區全殲國民黨第二綏靖區副司令長官李仙洲部5.6萬余人；在東北戰場，東北民主聯軍在林彪指揮下，至4月3日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第四次對臨江的進攻，取得了“三下江南、四保臨江”作戰的勝利，共殲敵4萬余人，迫使國民黨軍隊由攻勢轉為守勢，為東北民主聯軍轉入反攻創造了條件；在山西，晉冀魯豫野戰軍第4縱隊在陳賡、謝富治等的率領下于4月4日發起了晉南攻勢，連克20余城，解放了除運城、安邑、臨汾等孤立據點外的整個晉西南地區，殲敵1.4萬余人。人民解放軍在各個戰場的勝利表明，國民黨軍隊對解放區的進攻在達到了頂點后，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中國共產黨開始逐步公開提出“打倒蔣介石”的口號。
1947年4月10日，毛澤東在修改新華社社論稿《中國人民偉大斗爭的二十年（為四一二慘案二十周年紀念作）》時，加寫了一段話：“過去的二十年是中國人民偉大斗爭的二十年。這個斗爭快要結束了，這就是蔣介石反動統治的滅亡。因為蔣介石要滅亡中國人民，因此中國人民必然團結起來滅亡蔣介石。”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結束后，第一次公開提出滅亡蔣介石反動統治。在國民黨軍隊占領延安后，中國共產黨提出這樣的目標，不僅能夠鼓舞解放區軍民戰勝蔣介石的信心，而且在政治上順理成章，師出有名，能得到全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的理解、認同和支持。
4月14日，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兵團又在瓦窯堡以南的羊馬河地區將胡宗南部135旅包圍，全殲該旅4700余人，取得了撤出延安后的第二個勝利。毛澤東認為“這一勝利給胡宗南進犯軍以重大打擊，奠定了徹底粉碎胡軍的基礎”。4月17日，毛澤東在修改新華社社論稿《戰局的轉折點——評蔣軍一三五旅被殲》時，加寫了兩段話：“可以預計，四月開始的兩三個月內，蔣軍將由攻勢轉變成為守勢，人民解放軍將由守勢轉變成為攻勢。”“歷史事變的發展表現得如此出人意外，蔣介石占領延安將標志著蔣介石的滅亡，人民解放軍的放棄延安將標志著中國人民的勝利。”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不僅公開提出了推翻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目標，而且對于實現這一目標充滿了信心。
在人民解放軍不斷粉碎國民黨軍隊的軍事進攻，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的同時，國統區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也一浪高過一浪。
1946年底，為了抗議北平發生的美軍強奸北京大學女生事件，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等學校的學生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蔣反美的群眾運動。國統區幾十個大中城市的學生起而響應，舉行罷課和示威游行，參加人數達50萬。
1947年5月，國統區的愛國學生又掀起了一場聲勢更加浩大的“反饑餓、反內戰”運動。這場運動由南京、上海等地高等學校的學生發起，迅速擴大到北平、天津、杭州、重慶、福州、桂林、濟南、長沙、昆明等許多城市。5月20日，當京、滬、蘇、杭等地大學生代表聚集南京同南京大學生一起舉行大規模游行示威時，國民黨當局出動軍警鎮壓，逮捕打傷學生150余名，造成“五二〇”血案。
學生的愛國運動在廣大人民支持之下，并沒有被鎮壓下去，反而發展到全國，和工人罷工、教員罷教等各界人民的斗爭結合起來，給國民黨的統治以沉重打擊。國統區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形成了反蔣反美的第二條戰線。它說明蔣介石國民黨不僅在軍事上不斷遭到失敗，而且在政治上失去了民心，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反對。
針對這一新的形勢，1947年5月30日，毛澤東為新華社寫了一篇關于目前時局的評論——《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這篇評論對蔣介石國民黨的處境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提出了關于形勢發展的一系列重要論斷，為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奠定了理論基礎。
這篇評論首先指出蔣介石政府已經處在全民的包圍中。不論在軍事戰線上，還是在政治戰線上，蔣介石政府都打了敗仗，“都已經被它所宣布為敵人的力量所包圍，并且想不出逃脫的方法”。也就是說，蔣介石政府已經陷入絕境，沒有辦法能夠擺脫滅亡的命運了。
這篇評論分析了蔣介石政府陷入全民包圍中的原因。評論指出：由于蔣介石政府在美國支持下，實行獨裁、內戰和賣國的政策，實行極端反動的財政經濟政策，“他們就宣布他們自己和全國人民為敵，他們就將全國各階層人民放在饑餓和死亡的界線上”。極端的通貨膨脹，空前的物價高漲，民族工商業日益破產，勞動群眾和公教人員的生活日益惡化，“迫使各階層人民不得不團結起來為救死而斗爭”，因而形成了一個包括“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開明紳士、其他愛國分子、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在內的極其廣泛的反蔣反美的全民族統一戰線。蔣介石維持自己反動統治的兩個主要工具——軍事鎮壓和政治欺騙，都已迅速破產。蔣介石的軍隊在各個戰場，都打了敗仗，并已深陷絕境，被解放區軍民重重包圍，難以逃脫。蔣介石的一切政治欺騙，包括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改組一黨政府為“多黨政府”，包括所謂的和談，都“由于蔣介石的迅速扮演而迅速破產”。各階層的人民包括中間階層的分子，對于蔣介石不再心存幻想，而將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軍的勝利上。中國人民反蔣反美的斗爭，已經形成了兩條戰線。“蔣介石進犯軍和人民解放軍的戰爭，這是第一條戰線。現在又出現了第二條戰線，這就是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和蔣介石反動政府之間的尖銳斗爭。”“學生運動的高漲，不可避免地要促進整個人民運動的高漲。”
這篇評論指出了蔣介石國民黨必然滅亡的命運。評論指出：蔣介石政府的強大只是暫時的、表面的，它實際上是一個外強中干的政府。它的進攻是能夠打敗的，不論是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戰線上。“它的前途必然是眾叛親離，全軍覆滅。”評論著重指出：“一切事變，都已經證明并且將繼續證明這些估計的正確性。”
這篇評論還指出，形勢正在迅速朝著蔣介石反動統治滅亡的方向發展。“中國事變的發展，比人們預料的要快些。”建立一個和平的、民主的、獨立的新中國，已不是遙不可及的事情了，“中國人民應當迅速地準備一切必要的條件”。
既然蔣介石已經站在了全民的對立面，處在了全民的包圍之中，在軍事戰線和政治戰線都已經打了敗仗，已經逃脫不了滅亡的命運，既然形勢的發展已經證明中國共產黨估計的正確，那么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就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必然結果。在這篇評論中，雖然沒有明確提出這一口號，但這一口號已呼之欲出，只是等待一個時機，這就是人民解放戰爭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
■ 人民解放戰爭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 ■
1947年6月30日，劉伯承、鄧小平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12萬余人強渡黃河，發起魯西南戰役，揭開了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在魯西南戰役勝利打開了南進的通道后，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在大別山地區完成了戰略展開。劉鄧大軍發起戰略進攻后，陳賡、謝富治率領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一部8萬余人在8月下旬渡過黃河挺進豫西，完成了在豫陜邊地區的戰略展開；陳毅、粟裕率領的華東野戰軍主力在9月越過隴海鐵路南下，完成了在豫皖蘇邊地區的戰略展開。這三路大軍“縱橫馳騁于江淮河漢之間，殲滅大量敵人，調動和吸引蔣軍南線兵力160多個旅中約90個旅于自己的周圍，迫使蔣軍處于被動地位，起了決定性的戰略作用”。
與此同時，其他戰場的人民解放軍也開始漸次轉入反攻。9月15日，中共中央軍委在向各野戰軍首長通報戰況時指出：“目前只有膠東方面敵尚維持十五個旅左右的攻勢，該區尚有一個時期是困難的。”但山東戰場的戰況也很快得到了改變。10月2日至8日，許世友、譚震林率領華東野戰軍東兵團進行了膠河戰役，殲敵1.2萬余人，收復掖縣（今萊州市）。這標志著人民解放軍在山東戰場也轉入了反攻。從此，“我軍業已無例外地全面轉入反攻。敵人已沒有任何一處再能進攻”。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后僅過去三個月的時間，解放戰爭的形勢即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
當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國民黨軍在軍事上節節失利時，國民黨當局為了挽救統治危機，企圖在政治上進一步打擊中國共產黨。1947年6月28日，國民黨當局最高法院發布針對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所謂通緝令，宣稱毛澤東為所謂的“內亂犯”；7月4日，國民黨當局又發布所謂的《戡平共匪叛亂總動員令》，以“立法”的形式表示與中國共產黨最后決裂。蔣介石國民黨的這些舉措，使自己在政治上徹底走上了絕境。正如毛澤東當時所指出的：這些措施“致命地打擊了蔣介石自己在人民中殘存的一點威信，并把他自己完全孤立起來”。
至此，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完全掌握了主動權。
■ 在提出“打倒蔣介石”這個口號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
在上述軍事政治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先是在此前提出的推翻蔣介石反動統治的基礎上，進一步公開提出了“打倒蔣介石”的口號。1947年9月12日，新華社發表社論《人民解放軍大舉反攻》，指出：“人民解放軍的大舉反攻，標志著戰爭形勢的根本改變。”“蔣介石匪幫的覆滅的前途是定了的，美國帝國主義的任何幫助也不能挽救蔣匪的這個命運。”毛澤東在修改這篇社論稿時，加寫了兩段話，其中一段是：“打倒蔣介石才有和平，打倒蔣介石才有飯吃，打倒蔣介石才有民主，打倒蔣介石才有獨立，已經是中國的常識了。”正是在這段話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蔣介石”的口號。對于為什么提出這一口號，周恩來當時作過深入細致的分析和說明。他說：“一方面，我們已用事實證明給老百姓看，我們有力量打倒蔣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蔣介石，就連上層分子（除了少數反動集團外）、中產階級也不想給蔣介石抬轎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這個時候提出打倒蔣介石正合時宜。”
1947年10月10日，在人民解放軍在全國各個戰場都已轉入反攻的背景下，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布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在提出“打倒蔣介石”這個口號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并向國內外宣布了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八項基本政策，包括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懲辦以蔣介石為首的戰爭罪犯；廢除蔣介石統治的獨裁制度和腐敗制度，實行人民民主制度；沒收官僚資本，廢除封建剝削制度，實現耕者有其田等。“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口號的提出，標志著徹底推翻蔣介石國民黨在全中國的反動統治，已成為中國共產黨對待蔣介石國民黨唯一的政策選項。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除了滅亡，已經沒有其他出路了。
■“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口號提出的歷史必然性■
“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口號的提出，是抗戰勝利前后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國政治軍事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
蔣介石國民黨為了維持一黨專政的統治，在自身存在嚴重的政治和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始終堅持獨裁內戰政策，拒絕進行民主改革，拒絕與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合作建國，不顧全國人民的反對，悍然發動旨在消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民主政權的全面內戰，造成了自己在政治上的被動和失敗。在全面內戰爆發后，又沉迷于一時的軍事上的優勢，在獨裁內戰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一再突破中國共產黨設定的底線，關死一切和平談判之門。不僅派兵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而且發布所謂的《戡平共匪叛亂總動員令》，以“立法”的形式表示與中國共產黨決裂。所有這些，“就逼得全國各階層人民，除了團結起來打倒蔣介石，再無出路”；就為中國共產黨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提供了政治上的堅實的依據，使得這個口號的提出成為民心所向，成為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
同時，全面內戰爆發后軍事形勢的發展，逐漸顯示出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外強中干的本質，顯示出人民解放軍完全能夠由弱轉強、由劣勢變為優勢，從根本上推翻蔣介石國民黨的政權。這樣，中國共產黨在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取得了戰爭的主動權以后，審時度勢，不失時機地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就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口號的提出，也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強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推翻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斗爭，不僅是一場軍事斗爭，而且是一場政治斗爭。中國共產黨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口號的過程，反映了這場斗爭的復雜性。在這場斗爭中，中國共產黨不僅要在軍事上打垮蔣介石國民黨，為奪取全國政權掃清道路，而且要在政治上孤立蔣介石國民黨，爭取全國人民對于打倒蔣介石、奪取全國政權的理解、認同和支持。由于蔣介石國民黨掌握著得到國際承認、在抗戰時期增強了其合法性的全國政權，因而中國共產黨對待蔣介石國民黨制定正確的政策，并根據政治軍事形勢的變化及時調整這種政策，對于在政治上始終立于主動地位是十分必要的。不這樣做，則名不正言不順；不這樣做，則不能將斗爭的合法性由蔣介石國民黨一方面轉移到中國共產黨一方面。怎樣取得斗爭的合法性，怎樣在與蔣介石國民黨的斗爭中做到師出有名，是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始終十分謹慎地關注和考慮的問題。從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口號的整個過程來看，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在制定和調整對待蔣介石國民黨的政策時，不僅考慮我們的既定目標和主觀愿望，而且充分考慮客觀政治軍事形勢的發展，分寸把握精準到位，方向明確不急不躁，堅持原則因勢利導，展示了高超的駕馭復雜局勢的能力，以及爐火純青的政治領導藝術和斗爭藝術。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成熟和強大，是中國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根本保障。■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