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龍，原名賀文常，字云卿。1896年3月22日生于湖南桑植洪家關。因家境貧寒，自幼務農，后與人結伴運鹽謀生。性格豪放仗義，痛恨社會黑暗，富于反抗精神。1914年參加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1916年1月參與領導湘西暴動，發動群眾攻打石門縣城。3月率領鄉鄰21人搗毀芭茅溪鹽局，繳槍12支。隨即，組織桑植討袁護國民軍并任總指揮，后任湘西護國軍左翼第1梯團第2營營長。失敗后前往長沙，改名賀龍。1917年9月回鄉組織農民武裝，參加反對北洋軍閥的援鄂戰爭，任湘西護法援鄂軍民軍第1路游擊司令。12月因受上級猜忌被解除武裝。返鄉途中在石門、慈利交界的兩水井，與吳玉霖用兩把菜刀襲擊慈利縣長衛兵，奪槍兩支，重新拉起隊伍。這就是廣為流傳的“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的故事。
     1918年起任湘西護法軍第1營營長、湘西靖國軍第3梯團梯團長、湘西巡防軍第2支隊司令等職。1920年駐防桃源期間與進步人士交往，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1922年隨援川軍入川，同依附北洋政府的四川軍閥部隊作戰，任川東邊防軍警備旅旅長，負責長江防務。1923 年9月親率部下在涪陵截獲為吳佩孚運送軍火的日本輪船“宜陽丸”。11月被孫中山委任為四川“討賊軍”第1混成旅旅長。后因“討賊軍”內部分裂，作戰失敗，這使他對孫中山依靠地方軍閥進行革命能否成功產生了疑慮。1924年秋以滇川黔建國聯軍先遣隊名義率部回湘，12月攻占澧州。1925年3月任建國川軍第1師中將師長，4月任澧州鎮守使。1926年7月率部加入國民革命軍，任第8軍第6師師長兼湘西鎮守使。8月改任第9軍第1師師長，通電參加北伐，并歡迎由共產黨員周逸群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左翼宣傳隊留在一師工作。9月在所部開辦政治講習所，建立政治機關，并任命周逸群為政治部主任。與此同時，率部攻入湖北，激戰黃金口、斗湖堤，連克松滋、沙市、宜昌。1927年2月任直屬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獨立第15師師長。5月率部參加第二次北伐，在河南西華縣逍遙鎮和臨潁縣小商橋兩敗奉軍，成為北伐軍中戰績最大、聲譽最高的著名將領。6月任第20軍軍長，奉命回師武漢。
      1927年7月上旬，在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叛變革命前夕，會見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服從共產黨的領導。7月下旬率部開赴九江，會見譚平山等共產黨人，贊成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南昌起義計劃。到達南昌后，被周恩來代表中共前敵委員會委任為起義軍總指揮兼第20軍軍長，參與領導“八一”南昌起義。后率部南下，9月在江西瑞金，由周逸群、譚平山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0月起義軍在廣東失敗后，經香港轉到上海，向周恩來提出回湘西重新組織武裝。1928年1月與周逸群等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3月回到桑植后，很快組織起3000余人的工農革命軍，攻占桑植縣城。4月初在國民黨軍反撲時作戰失利，隊伍大部失散。7月任中共湘西前敵委員會書記和重新組建的中國工農革命軍第4軍軍長。9月因叛徒出賣，部隊遭敵多次襲擊，損失巨大，被迫退入湖北鶴峰山區。在姐姐賀英指點下，他認識到單靠故舊不行，決心創建新型武裝。經過整頓和遣散老弱，全軍雖僅剩91人、72支槍，但多為黨員和革命骨干。
      1929年1月率部襲占鶴峰縣城，成立蘇維埃政府，開展土地革命，創建了湘鄂邊蘇區。此時接到中共中央《關于軍事策略問題給賀龍同志之指示信》，他謝絕了信中要他離開湘西到中央工作的意見，表示要在當地堅持斗爭。根據信中傳達的中共“六大”精神，對部隊進行思想整頓。反對軍閥主義和“拖隊”(即當“山大王”)等不良傾向，按照官兵平等的原則建立民主制度，加強黨員的教育和訓練，建立各級政治工作機關。在軍事斗爭方面總結經驗教訓，進一步明確游擊戰略和戰術。不久，指揮紅4軍挫敗敵湘鄂西民團聯防的多路進攻，擊斃其總指揮王文軒，攻占桑植縣城。7月，采取誘敵深入和伏擊戰術，殲滅來犯的國民黨軍向子云旅，使紅4軍發展到4000余人。隨后率部向大庸(今張家界)、慈利發展，消滅地方武裝和團防，鞏固了湘鄂邊蘇區。
      1930年7月率部東進，在洪湖與周逸群創建的紅6軍會合，任合編的中國工農紅軍第2軍團總指揮，同政治委員周逸群指揮所部攻占潛江等地，使洪湖蘇區的江陵(今屬荊沙)、監利、潛江、沔陽等縣連成一片。10月起，由于中共湘鄂西特委領導執行“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命令紅2軍團南渡長江，配合紅1、紅3軍團攻打長沙，結果接連失利，被迫退到鶴峰、五峰一帶。1931年3月，紅2軍團改編為紅3軍，他任軍長，率部轉戰荊(門)當(陽)遠(安)地區。6月攻占房縣，創建鄂西北蘇區。10月率部返回洪湖。1932年春在地方武裝配合下，連獲龍王集、文家墩等戰斗的勝利，使紅3軍和洪湖蘇區進入全盛時期。但由于“左”傾路線的危害，他的正確意見不被采納，致使紅3軍第四次反“圍剿”中陷于不利，被迫于10月退出洪湖，繞道豫西南、陜南、鄂川邊轉往湘鄂邊。1933年，曾多次準備在湘鄂邊重建根據地，但都未成功。期間，對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夏曦繼續推行“左”傾路線和“肅反”擴大化進行了堅決斗爭。1934年5月率部進入川黔邊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酉陽等地，創建黔東蘇區。
      1934年10月，紅3軍與紅6軍團在川黔邊界會師后，紅3軍恢復紅2軍團番號，他任軍團長，與政治委員任弼時統一指揮紅2、紅6軍團的行動。為策應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長征，當月率部發起湘西攻勢，在永順縣龍家寨殲湖南軍閥陳渠珍2個旅大部，乘勝攻克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縣城，牽制國民黨軍大量兵力，并創建湘鄂川黔蘇區，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紅軍的行動。 1935年初，國民黨軍以80余團兵力，分六路進行“圍剿”。他采取誘敵深入、殲其一路的戰法，在桑植陳家河殲敵58師172旅，接著又在桃子溪殲敵58師師部及174旅，并乘勝東出慈利，連戰連捷。5月，他在正確分析形勢后，決定對湘敵取守勢，對鄂敵取攻勢，指揮紅2、紅6軍團突然轉向湖北，以一部包圍宣恩，以主力在忠堡地區打援，殲敵41師師部和121旅。8月在板栗園設伏，殲敵85師大部。隨后又在芭蕉坨擊潰敵陶廣縱隊10個團，徹底挫敗國民黨軍的“圍剿”，并乘勝展開反攻，先后占領石門、澧州、津市、臨澧等縣城。

 1935年9月起，蔣介石又調集130余團兵力“圍剿”紅2、紅6軍團。他與任弼時等決定率部轉移，于11月從桑植劉家坪出發，開始長征。1936年初進入貴州烏蒙山區后，面對國民黨軍的包圍，采取同敵人兜圈子的戰術，轉戰千里。3月下旬跳出包圍圈，進占貴州西南部的盤縣、畢節地區。月底收到紅軍總司令部命令紅2、紅6軍團北上與主力會合的電報，遂率部西進，于4月下旬從滇西石鼓、巨甸渡過金沙江，進入西康(今分屬四川、西藏)。7月初在四川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根據中央電令，紅2、紅6軍團及紅32軍合編為紅二方面軍，他任總指揮。此間，與朱德、劉伯承、任弼時、關向應等一起，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了斗爭。下旬，率部與紅四方面軍共同北上，10月在甘肅靜寧以北的將臺堡(今屬寧夏)與紅一方面軍會師。11月指揮所部參加山城堡戰役。
       抗日戰爭爆發后，任八路軍第120師師長，與政治委員關向應率部開赴晉西北抗日前線，在雁門關等地打擊日軍。在作戰中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放手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1938年3月指揮所部殲日偽軍1500余人，先后收復寧武、神池等7座縣城，鞏固和擴大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同年秋，以主力一部組成大青山支隊，挺進綏遠(今屬內蒙古)開辟大青山抗日根據地。12月率師主力東進冀中，挫敗日偽軍對冀中抗日根據地的多次圍攻，所部也從到冀中時的6000余人擴大到2.1萬人。1939年4月指揮齊會戰斗，與日軍激戰三晝夜，雖中毒負傷仍不下前線。9月率部北返途中指揮陳莊戰斗，殲日偽軍1200余人。1940年2月回到晉西北，任晉西北軍政委員會書記。5月領導軍民挫敗日偽軍2萬余人的大“掃蕩”。8月指揮所部和中共領導的山西新軍一部參加百團大戰，予日偽軍以沉重打擊。11月任晉西北軍區司令員。領導軍民進行反“掃蕩”、反“蠶食”、反“治安強化運動”的斗爭。1942年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晉綏軍區司令員、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兼西北財經委員會副主任。面對日軍和國民黨頑固派的經濟封鎖，他領導軍民自力更生，提出“一手拿槍，一手拿鋤”的口號，派359旅到南泥灣屯墾，使部隊基本實現自給；開煤礦、辦商業增加收入，自辦銀行穩定金融，統一邊區財政，實行鹽和土特產品統銷制度，克服了根據地的經濟困難，打破敵人封鎖，度過抗日戰爭的艱苦階段。同年冬領導軍民開展“把敵人擠出去”的斗爭，摧毀日偽軍大量據點和“維持會”，逐步把敵人擠回到交通線附近，并挫敗日偽軍多次“掃蕩”，保障了黨中央和陜甘寧邊區的安全。1944年秋起，指揮晉綏軍區部隊展開攻勢作戰，由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收復大片國土。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日本投降后，率部挺進綏南，協同晉察冀野戰軍發起綏遠戰役，收復被國民黨軍強占的豐鎮、集寧等城鎮。1946年7月指揮晉北戰役，攻克朔縣(今朔州)、寧武、繁峙等8城，殲國民黨軍閻錫山部8600余人。1947年3月，國民黨軍向陜甘寧邊區發動重點進攻時，再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并兼西北財經辦事處主任。在天災、地瘠、民貧等困難條件下，指揮所屬15個軍分區的地方部隊和民兵，積極配合彭德懷指揮的西北野戰軍作戰，保障中共中央后方基地的安全，同時負責整個西北戰場后方工作和根據地建設。他集中黨政軍民的力量，千方百計為前方籌集經費、糧草、被服、彈藥，不斷組織新的兵團開赴前線，保障了西北野戰軍挫敗國民黨軍重點進攻并轉入外線實施戰略反攻。1948年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9月兼任西北軍政大學校長。1949年2月任西北軍區司令員。11月率第18兵團翻越秦嶺進入四川作戰，以“先慢后快”的作戰方針協同第二野戰軍發起成都戰役，采取政治攻勢和軍事包圍相結合的策略，迫使國民黨軍主力裴昌會兵團投降，解放西南廣大地區。
      1950年2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書記、西南軍區司令員。在西南局統一部署下，領導對國民黨軍起義、投誠部隊和被俘人員共約90萬人的整編及改造工作，指揮部隊肅清國民黨殘余武裝和土匪85萬人，恢復工農業生產，穩定了西南局勢。同年6月指揮進藏部隊解放昌都，殲滅藏軍主力，打開進藏門戶，促進了西藏的和平解放。1954年6月起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56年在中共中央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1960年任軍委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多次到基層調查研究，狠抓軍工產品質量，尤其重視飛機的生產。強調自力更生發展國防工業，完善國防工業體系。1963年9月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加強軍隊黨的建設和政治思想工作；重視戰備訓練和民兵工作，大力倡導群眾性練兵活動；關心和指導軍工生產、軍隊屯墾和軍事院校等工作，對人民解放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他從1952年起兼任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是新中國體育事業的奠基人。遵照毛澤東“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方針，提出“體育要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組織多種形式的全民健身運動，舉辦全國運動會，建設基層體育組織。1965年1月向毛澤東推薦徐寅生《關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講話，對促進“又紅又?！钡倪\動隊建設產生重大作用。他注重體育運動作風建設，提出不怕苦、不怕難、不怕傷的“三不怕”和思想、身體、技術、訓練、比賽“五過硬”的口號，反對驕嬌二氣，使中國體育運動水平在短時期內迅速提高，一些項目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在他的親自關懷下，乒乓球、舉重、登山、游泳、田徑等項目先后產生了一批世界冠軍和世界記錄，籃球、足球、排球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誣陷迫害。1967年1月在人身安全遭受威脅的情況下，經周恩來安排，被轉往西山。不久即失去人身自由，被立案“審查”。在誣陷面前，他堅貞不屈，為黨和國家的命運擔憂。1969年6月8日在糖尿病惡化的情況下被注射葡萄糖，9日即因糖尿病酸中毒而含恨去世。1973年2月，毛澤東就賀龍的問題作了自我批評，指示為其平反。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25號文件，為其恢復名譽，但不徹底。1975年6月9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為他舉行骨灰安放儀式，周恩來抱病出席講話，肯定了他的歷史功績。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為賀龍同志徹底平反的決定》的49號文件，對賀龍的一生給予了高度評價，指出他是“我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卓越的軍事家，是我軍的創始人之一”。其主要著述收入《賀龍軍事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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