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毛澤東在魯迅藝術學院講演

毛澤東在77歲生日的前8天，同老朋友埃德加·斯諾有一次縱論天下、推心置腹的談話，既談了對當時中國形勢的看法，也談了對世界形勢的看法，還回顧了自己的經歷。當時社會上出現了崇拜毛澤東熱，以“四個偉大”稱頌毛澤東，即“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對此，毛澤東認為“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討嫌”！他指出：“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為什么毛澤東樂意接受“教員”或者說“導師”這個稱謂呢？他解釋道：“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

■景仰教員職責■

“教員”或者說“導師”是品德高尚、學識淵博、給學生引路的人。古人云：“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從學與教的角度看，教員應該是像孔子那樣“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人。孔子就是春秋時期肩負著這些崇高職責并努力躬行的人，所以被后人稱為“圣人”“至圣先師”。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寫道：“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司馬遷對肩負著教員職責的孔子表達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的景仰之情。

毛澤東自學生時代起就景仰教員職責。1913年11月23日，毛澤東聽修身課時筆錄了楊昌濟老師講的關于教員職責的一些內容：“有辦事之人，有傳教之人。前如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陸王陽明等是也。”“宋韓范并稱，清曾左并稱。然韓左辦事之人也，范曾辦事而兼傳教之人也。”“帝王一代帝王，圣賢百代帝王。”這些筆錄的內容認定圣賢高于帝王，傳教之人高于辦事之人。傳教之人的職責是什么呢？就是毛澤東筆錄的楊昌濟老師在課堂上講的張載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段講堂錄也錄下了學生毛澤東對教員職責的景仰之情。

由于景仰教員職責，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畢業之前，在致黎錦熙的信中表達了教書的愿望。畢業之后，他提出往保定留法預備班，不如從事教育之有大益；教育是百年大計，“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書，一新聞記者”。他在起草的《湘潭教育促進會宣言》中寫道：“教育為促進社會進化之工具，教育者為運用此種工具之人。故教育學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進化，乃能促社會使之進化；教育者之思想必日有進化，乃能吸收運用此種進化之學理及方法而促社會使之進化。”

在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毛澤東一直重視教育。他認定，90％的人口未受文化教育的文盲大國，不進行革命文化教育來掃除文盲、提高思想政治覺悟，就沒有革命的勝利。對于廣大群眾的文化教育，毛澤東指出：“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眾的政治和文化水平，這對于發展國民經濟同樣有極大的重要性。”對于人民軍隊的文化教育，毛澤東指出：“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對于黨員干部的學習教育，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之后，黨中央設立了干部教育部專門負責這項工作。毛澤東在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動員大會上說：“共產黨在全國的黨員過去是幾萬個，現在有幾十萬，將來會有幾百萬。這幾十萬、幾百萬共產黨員要領導幾千萬、幾萬萬人的革命，假使沒有學問，是不成的，共產黨人就應該懂得各種各樣的事情。”通過學習教育解決“本領恐慌”的問題，“這是我們許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毛澤東提出，“要把全黨變成一個大學校”，還提出通過普通教育和干部教育“把整個邊區變作一個大學校”。在所有教育中，思想教育是決定政治方向的社會進步的關鍵。毛澤東將“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抗日軍政大學教育的第一個要求中。他強調：“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

在領導新中國建設的歷史進程中，毛澤東同樣重視教育。他認定，伴隨著新中國的經濟復興必然有一個文化復興，“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文化復興的基礎在教育。毛澤東認為，“我國現在文盲這樣多，而社會主義的建設又不能等到消滅了文盲以后才去開始進行，這就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這些文盲大都存在于農村的農民中，所以重要的問題是對農民的教育。解決了對農民的教育，才能解決這個尖銳的矛盾。他指出，“這個嚴重的問題必須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加以解決”，農民組織了合作社，“他們可以自己組織學文化”。加強對農民的教育，不僅要消滅文盲，而且要不斷提高農民的政治思想覺悟。毛澤東提出“全黨都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知識分子也要提高政治思想覺悟。“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勞動化。”

毛澤東重視教育是與重視教員的職責聯系在一起的。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講演中說：“一個軍事學校，最重要的問題，是選擇校長教員和規定教育方針。”他在《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中寫道：“一個百人的學校，如果沒有一個從教員中、職員中、學生中按照實際形成的（不是勉強湊集的）最積極最正派最機敏的幾個人乃至十幾個人的領導骨干，這個學校就一定辦不好。”

毛澤東認為教員應該教學生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和理論聯系實際的有用的知識，而不能失掉正確的政治方向、搞理論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他嚴肅批評教條主義的教員：“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和戰術，諸如此類。其結果謬種流傳，誤人不淺。”毛澤東又認為教員應該引導學生放眼世界、與時俱進、研究新情況、增加新知識、解決新問題，而不應該一葉障目、因循守舊、片面地靜止地看問題。他在延安在職干部教育動員大會上批評道：“現在看到我們的有些教員，他手里的一本政治常識，還是中央蘇區時代出版的，他對這本書上的東西相當熟，因為大概他已教過七八十遍了，但是其他東西就不知道了，真是‘兩眼不看書外事，一心只管政治常’。他不知道結合新的形勢把書上的東西加以進一步的發揮。”毛澤東還認為教員應該采取啟發式教學法而反對注入式教學法，應該因材施教、先當學生后當先生。他說：“在教學方法上，教員要根據學生的情況來講課。教員不根據學生要求學什么東西，全憑自己教，這個方法是不行的。教員也要跟學生學，不能光教學生。現在我看要有一個制度，叫做三七開。就是教員先向學生學七分，了解學生的歷史、個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學生。這個方法聽起來好像很新，其實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這樣教學的。同一個問題，他答復子路的跟答復冉有的就不一樣。子路是急性子，對他的答復就要使他慢一些；冉有是慢性子，對他的答復就要使他快一些。”

在毛澤東眼里，孔子是中國古代的好教員，但“中國古代在圣人那里讀書的青年們，不但沒有學過革命的理論，而且不實行勞動”；魯迅是現代中國的好教員，“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的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圣人”。毛澤東為什么特別景仰魯迅這位現代中國的圣人呢？魯迅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身上充分體現著中國革命的教員職責。“魯迅是從正在潰敗的封建社會中出來的，但他會殺回馬槍，朝著他所經歷過來的腐敗的社會進攻，朝著帝國主義的惡勢力進攻。”“魯迅先生的第一個特點，是他的政治的遠見。他用望遠鏡和顯微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魯迅的第二個特點就是他的斗爭精神。”“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斗爭下去，決不中途投降妥協。”“魯迅的第三個特點是他的犧牲精神。他一點也不畏懼敵人對于他的威脅、利誘與殘害，他一點不避鋒芒地把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憎恨的一切。”

毛澤東所論的魯迅觀察社會、指明方向、用筆戰斗到底的三大特點，也是魯迅發揮中國革命教員作用的三大職責。毛澤東講他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澤東與魯迅精神的三大特點、教員作用的三大職責也是相通的。

■終生以教為樂■

中華民族有著社會尊師重教、老師以教為樂的優秀傳統。“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被孟子看成一大樂事。毛澤東是繼承和發揚這個優秀傳統，終生以教書育人為樂的偉大導師。

毛澤東報考湖南師范學校，是因為他覺得自己最適合于教書；師范畢業之前，就準備以教書為業；畢業之后，始終不忘“我是學教育的一個人”。教什么？毛澤東設想的是教國學、國語。他說：“談到教育，可便說非將國語教科書編成，沒有辦法。”如何教？他在致黎錦熙的信中寫道：“弟久思組織私塾，采古講學與今學校二者之長，暫只以三年為期，課程則以略通國學大要為準。”毛澤東對教什么、如何教這兩個問題，都與他的老師黎錦熙探討過。對教的內容要重視國學、國語，體現了毛澤東在“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認識的基礎上對愛國、救國內容的初步表達。愛國就要愛祖國的語言文化。對祖國的語言文化都不愛、言必稱外國的人怎么可能愛國呢？救國在文化上就要通古今中外采各方之長，在繼承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以確保文化進步的方向。這就是毛澤東所表達的“采古講學與今學校二者之長”“將中外古今的學說刺取精華”。在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壓迫下對祖國文化的繼承與進步漠不關心的人怎么能救國呢？毛澤東正是堅定地朝著進步的方向走，才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正是堅定地把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學習研究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遺產、學習研究當前運動的具體實際緊密地結合起來，才成為革命隊伍里同志們景仰的導師。

毛澤東從湖南第一師范畢業后，到北京大學圖書館邊學習邊工作了半年。他于1919年4月回湖南，住到長沙修業小學，開始了教員生涯，當時教的是歷史課。1920年9月，應湖南省教育會會長兼第一師范校長易培基聘請，毛澤東任一師附屬小學主事。1921年夏秋間，他被聘任為湖南第一師范22班國文教員。這時，毛澤東推薦何叔衡接任一師附小主事職務。不久，毛澤東離開了學校教員的崗位，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后來，毛澤東時常回憶他的教員經歷，越到老年越甚。僅《毛澤東文集》第八卷里就有四次回憶。1960年6月，毛澤東對來訪的日本客人說：“我讀的師范學校，是準備當教員的。我做過小學教員，也做過校長。那時一心想當教員，并沒有想當共產黨員。”“后來教員當不下去了，逼得我搞學生運動、工人運動，那時開始有共產黨。”1964年6月，他對來訪的智利客人說：“1921年，中國成立了共產黨，我就變成共產黨員了。那時候，我們也沒有準備打仗。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當一個小學教員，也沒學過軍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國民黨搞白色恐怖，把工人、農會都打掉了，把5萬共產黨員殺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們才拿起槍來，上山打游擊。”1964年8月，他同周培源、于光遠談話時說：“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上了七年學堂，以后當小學教員，又當了中學教員。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我搞過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的宣傳工作，在農民運動講習所也講過打仗的重要，可就是從來沒有想到自己去搞軍事，要去打仗。”1965年1月，他同斯諾交談時說：“過去我當過小學教員，你是知道的，不僅沒有想到打仗，也沒有想到搞共產黨。”

從毛澤東的回憶中可以看出，他是因為教員當不下去了、教育救國的路走不通時，才被逼搞共產黨、走上革命道路的。但是，毛澤東走上革命道路后從未忽視教育、教員在革命中的作用。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中，毛澤東做宣傳工作，到黃埔軍校講課，擔任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為學員講課，一直發揮著教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