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時期的陳賡
1932年,通過地下黨,魯迅在上海寓所兩次秘密會見來上海治療腿傷的紅軍著名將領陳賡,聽取陳賡介紹鄂豫皖蘇區紅四方面軍的戰斗情況,并讓陳賡畫了一張《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形勢草圖》。魯迅與陳賡的兩次會見,雖然在兩人光輝的一生中只是一個插曲,但它深刻反映了魯迅與中共的親密關系。
從談反“圍剿”戰斗情況到想寫一部革命作品
1932年9月,陳賡隨所在的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蘇區突圍去四川途中右腿負了傷。因隨軍行動不便,黨組織便決定將他秘密送到上海進行治療。陳賡到上海后,住在一個私人開設的醫院里,這個醫生很同情陳賡,愿意替他醫治。
當時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都很關心蘇區的情況。陳賡向他們講了紅軍在反“圍剿”中的一些可歌可泣的戰斗故事,那些戰斗的激烈和艱苦,以及他們英勇殺敵的事跡,使在場的同志都很感動,認為這些超過蘇聯作家亞歷山大·綏拉菲摩維奇的《鐵流》中所寫的情節。陳賡也有這樣的看法。他說:“那些戰斗的艱苦和激烈,以及紅軍所表現出的忠誠和勇敢,比起現在那些描寫戰爭的作品中所表現的,不知要超過多少倍。我很希望人民能知道紅軍和革命群眾所經受過的這一切,即使將來革命勝利了,也永遠不要忘記。”
當時,在中央宣傳部工作的朱鏡我聽了陳賡的生動介紹,作了詳細記錄,整理后油印出來。他同意陳賡的意見,認為如果有個作家能把陳賡談的寫成作品,這樣的作品一定能成為不朽之作。大家很自然地想到了魯迅,認為以他的才能、修養,一定會寫得很好,在政治上會起到很大的宣傳作用。如果他能對陳賡所講的感興趣的話,那該多好。
朱鏡我將油印材料交給了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的馮雪峰,請他去和魯迅先生聯系。馮雪峰也為這個材料上寫的情節所激動,也認為應當請魯迅去寫,才會產生更為廣泛的影響,于是很快將材料送給了魯迅先生,并提出了大家對他的期望。
魯迅與馮雪峰兩家人合影
魯迅看了陳賡的講述記錄后非常激動,但感到油印的材料過于簡單,當聽說陳賡正在上海治病時,為了更詳細地了解紅軍的戰斗情況,便幾次和馮雪峰講,想邀請陳賡到他家去談談。黨組織同意陳賡與魯迅會見。
陳賡一向喜愛魯迅的著作,在去鄂豫皖蘇區之前,就讀過魯迅的許多作品,對魯迅作品表現出來的革命性和戰斗性深表欽佩,認為魯迅是一位真正的革命作家。即使在大別山槍林彈雨的戰場上,他的挎包里也時常裝著魯迅的書。如今不僅能見到這位景仰已久的作家,還聽說自己的講述打動了這位先生,他準備寫一部反映紅軍斗爭的小說,陳賡怎能不興奮呢?
1932年秋的一天,陳賡由馮雪峰陪同到北四川路魯迅的寓所,而魯迅那天興致也特別高,專門請他的夫人許廣平預備了許多酒菜。他們在魯迅寓所談了一個下午,直到深夜才離開。會見中,陳賡談得很多,魯迅則講話很少,他怕打斷陳賡的講述,只是有時提個問題。陳賡向魯迅介紹紅軍反擊國民黨軍“圍剿”的戰斗,講了許多激動人心的英雄故事,揭露了敵人的殘酷罪行,還談到蘇區的人民生活、土地革命和文化建設等情況。
大概是由于非常了解舊社會農民的悲慘生活,魯迅對蘇區農民的命運表現出深切的關注。他聽到過去那些受屈辱、受壓迫最深重的人都挺直腰桿站起來戰斗了,非常高興。于是他問了地主怎樣進行反抗和農民如何支援紅軍的情況。聽到農民送子送夫參軍和召開歡送大會的情況時,他感到特別新鮮。
當陳賡講到蘇區農村有些房子四面都開了窗子的時候,這引起了魯迅的極大興趣。魯迅說,這是因為農民的生活改善了,已經知道注意居住的衛生條件了,四面都開了窗戶,空氣一定能流通,這是一個進步。陳賡對此印象深刻,20多年后回憶此事,他猶感歷歷在目。
通過這次交談,陳賡對魯迅有了進一步的了解。當時在上海那樣白色恐怖的殘酷環境里,魯迅不顧個人安危,一定要找陳賡這樣一個被國民黨反動派到處追捕的紅軍將領到他的寓所談紅軍、談蘇區,這表明魯迅非常關心紅軍,關心中共領導的革命事業。由于時間已晚,魯迅表示再約陳賡前往深談,陳賡也表示極其愿意再次赴約。
根據樓適夷的回憶,1932年11月的一天,馮雪峰通知他,因魯迅有意寫蘇區紅軍戰爭題材的小說,約一位從蘇區來滬治病的負責同志談談,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宣傳部決定派他去陪同,并告訴他第二天下午由朱鏡我先陪那位同志到他處,然后再由他陪那位同志到魯迅家去。
第二天下午,朱鏡我陪著那位同志來到北四川路公益坊已經停業的水沫書店樓上,樓適夷已在那里等候。他瞅了瞅這位陌生的同志,感覺這位同志臉色紅潤,略有風霜之色,個子較高,穿一件灰色線呢單袍,像一位從農村來的知識分子。這位同志是誰?按照黨的秘密工作紀律,上級既然不需要把名字告訴你,你也就不必詢問。朱鏡我把陳賡交給了樓適夷后,便獨自告別先走了。休息一會兒后,樓適夷便陪他一起去魯迅住的北四川路公寓。
魯迅見到他們,打了個招呼。樓適夷覺得魯迅和這位同志仿佛曾經見過面的樣子,并沒有叫他作介紹。隨后,魯迅把他們引進一間既是書房又是會客室,同時也是臥室的屋子里,招呼他倆坐下。陳賡坐在書桌旁邊的環臂椅上,魯迅自己坐在書桌橫頭的藤躺椅上,樓適夷則坐在他們對面的椅子上。
談話開始了,陳賡開門見山地談起紅軍作戰的情況,以及蘇區人民生活和軍民關系等,其間有許多生動的敘述。魯迅靜靜地聽著,不時插進一兩句問話。談到紅軍以劣勢裝備戰勝了強大的敵人時,陳賡描述了紅軍戰士大聲吶喊、勇敢投入白刃格斗的情景。談的人和聽的人都興奮起來。魯迅笑了,問道:“是這樣的嗎?”然后,他點了點頭說:“先聲奪人嘛!”陳賡還談了一位老大娘掩護傷員的故事,談到紅軍司令員坐在田頭和農民一起抽著黃煙談家常的情況,這些都引起了魯迅很大的興趣。
那天是陰天,屋子里光線不怎么好。在陳賡談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軍事形勢的時候,魯迅拿出紙筆請他畫了一張《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形勢草圖》。陳賡整整談了一個下午,魯迅一直坐在躺椅上,身子沒有躺下過一次,始終很有興味地聽著、問著,不時地點點頭。
傍晚時,許廣平走進來,邀請客人在廚房邊的一間小屋里吃飯。魯迅親自打開一瓶珍藏已久的“三星斧頭牌”白蘭地,大家稍微喝了幾杯酒,飯后又閑談了一會兒,然后由樓適夷送陳賡下樓出門。陳賡離開魯迅家后雇了一輛車,和樓適夷告別后便獨自回去了。
陳賡為魯迅畫的《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形勢草圖》
材料藏了很久,“終于沒有寫”
那時,樓適夷從“左聯”調到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工作,是不常到魯迅家去的,有事大多在內山書店和魯迅見面,或是通過馮雪峰聯系,直接登門的次數寥寥可數,因此這次去魯迅家,給他留下的印象很深,但是一直不知道他領到魯迅家的來上海治病的那個人是誰。
后來,在魯迅博物館的陳列品中,樓適夷見到那張《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形勢草圖》時才恍然大悟,原來那次由他陪著去見魯迅的竟是陳賡將軍,因為那張草圖正是他親眼看見陳賡在魯迅的書桌上繪制的。
陳賡的談話給魯迅留下的印象很深,魯迅一直想把它寫成小說。他曾多次和馮雪峰說:“寫是可以寫的。”“寫一個中篇可以。”“要寫,只能像《鐵流》似的寫,有戰爭氣氛,人物的面貌只好模糊一些了。”但是他始終沒有寫出來。馮雪峰說:“他那時候并不是沒有創作欲望。”“終于沒有寫,顯然由于他不熟悉紅軍及其戰斗的實際情況,這很難使他形成創作所需要的真實感。”“也說明了他的創作態度是嚴肅的。”同時,寫長篇或中篇作品,要有充裕時間,而當時蔣介石除用軍隊“圍剿”紅軍外,在上海及全國各地對革命文化界也在組織“圍剿”,作為革命文化界的主帥,魯迅不得不以筆為槍和反動當局進行短兵相接的戰斗,就很難有時間顧及其他了。
至于陳賡同魯迅兩次交談的材料,還有油印的那份陳賡談話記錄,魯迅全都保存了下來。許廣平也說過:“魯迅先生曾經把那些材料鄭重其事地藏來藏去的。”有次魯迅見到馮雪峰的時候,還問他:“那些東西要不要還給你?”馮雪峰說:“不要,你藏著如不方便,就燒毀了吧。”可是,魯迅舍不得燒毀,一直珍藏了很久。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保存這些東西是很危險的。為了躲避國民黨特務的檢查,這些材料還得經常轉移地方。可是魯迅不怕風險,硬是把這些材料連同陳賡在第二次談話時畫的那張草圖,一直保存下來了。這些東西現在陳列在上海魯迅紀念館里。
魯迅特邀陳賡兩次到他家中去談紅軍戰斗和蘇區人民的情況,而陳賡在組織的安排下欣然前往,這表明黨組織對魯迅的信任,陳賡對魯迅的崇敬,同時也表明魯迅對中共所領導的革命事業無比欽佩和關心。
(來源:《黨史博覽》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