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1月，鄧小平陪同外賓到長沙會見毛澤東

1949年6月，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斯大林提出了國際共運內部“分工”的建議。斯大林對劉少奇說，在國際革命運動中，中蘇都應承擔一些義務，而且應該有某種分工，就是說要分工合作。他表示，希望中國今后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多擔負些幫助的責任，因為中國革命本身及其經驗會對他們產生較大的影響，能被他們參考和吸取。

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議。1949年底，中國、蘇聯、越南等國家的工會代表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國際性會議。會議確定，在北京建立世界工聯亞澳聯絡局。

朝鮮停戰以后，國際局勢有所緩和，新中國的國際威望逐步提升。從1953年起，新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經濟建設。斯大林去世后，國際共運內部的中蘇“分工”實際上停止。在這種新形勢下，黨中央要求在外交方面展開積極的活動和斗爭，為國內建設創造更有利的國際和平環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倡導國與國之間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其中之一是互不干涉內政。

毛澤東強調“革命不能輸出”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提出了與世界各國人民和平共處、友好合作的思想。他說：“任何外國政府，只要它愿意斷絕對于中國反動派的關系，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并向人民的中國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我們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上，談判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中國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

1953年12月，在同印度的談判中，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首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印度方面的贊同。1954年4月，這五項原則被正式寫入雙方達成的《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序言中。自此，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新中國登上國際舞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基本準則。6月28日，周恩來應緬甸總理吳努的邀請，對緬甸進行訪問。雙方會談后，中緬兩國總理發表了《聯合聲明》，確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應該是指導中國和緬甸之間關系的原則”。

1954年12月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來華訪問的緬甸總理吳努和夫人。在談到中緬兩國關系時，毛澤東說：我們兩國總理發表的聯合聲明，已經確定了我們相互關系的五項原則。其中有一條叫做不干涉內政，另一條叫作平等互利。什么叫不干涉內政呢？那就是說，一國的國內糾紛，由這個國家自己管，別國不得過問，別國也不得利用這種國內糾紛。

12月1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第二次會見吳努和夫人，進一步指出：靠外國輸出革命，而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我們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革命不能輸出。在緬甸的華僑中也有激烈分子，我們勸他們不要干涉緬甸的內政。我們教育他們服從僑居國的法律，不要跟以武裝反對緬甸政府的政黨聯系。我們在華僑中不組織共產黨，已有的支部已經解散。我們在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也是這樣做的。毛澤東還說：泰國對我們不友好，原因不在我們。我們實在是想搞好同泰國的關系，我們很想同泰國建立外交關系，希望吳努總理把我們的意思向泰國當局說一下。泰國當時是美國在東南亞的主要軍事盟國，其首都曼谷是美國針對中國組建的“東南亞條約組織”總部所在地。

一年以后，泰國經濟文化代表團來訪，毛澤東于1955年12月21日會見該代表團。毛澤東說：我們也不在你們國家講共產主義，我們只講和平共處，講友好，講做生意。我們不挑起人家來反對他的政府。吳努總理害怕我們挑起緬甸共產黨來反對吳努政府，我們說，我們只承認你們一個政府，一個國家不能同時有兩個政府。你們國內也有共產黨，我們也不去挑起他們來反對你們的政府。

1963年8月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會見南非共產黨中央主席約翰·馬克斯。當了解到南非的白人現政權不允許人民進行合法斗爭，南非共產黨認為人民取得自由的唯一道路是進行反對現政府的武裝斗爭時，毛澤東說：你們試試看，凡是革命都要自己動手，取得一些勝利，也遭受一些失敗，然后可以取得經驗。別國經驗應該參考，但主要是自己總結經驗，不能照抄，應當適合你們的情況。我們有句口號：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希望你們在斗爭中對本國情況逐步地更加深入地了解，多做調查研究工作。要經過長期斗爭，才能找到合適的政策。

關于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的問題，1958年7月12日，毛澤東在會見非洲朋友時指出：“爭取民族獨立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和平斗爭，如印度和加納；另一種是武裝斗爭的方式，如阿爾及利亞。”他指出，每個國家情況不同，“一個民族有自己的歷史，有自己的環境。我們過去吃過虧的，照搬外國，就是照搬蘇聯，把南方根據地統統失掉……這以后得到了教訓，知道馬列主義的真理是應該相信的，但要與中國革命實際情況相結合”。

中國與泰國直到1975年7月1日才建交。毛澤東在這一天會見了泰國總理克立·巴莫，說：我們支持世界各國的共產黨，但是不支持修正主義。我很贊成你在香港講的那一篇話，國家是國家的關系，黨是黨的關系。有人要求我不要跟他們國家的共產黨往來。我說，不行呢，哪里有共產黨不支持共產黨的！可是你們國家的共產黨，我沒有見過一個，不勝遺憾之至。至于你們怎么對付共產黨，我們不干涉，無非是一罵、二打、三殺。我們不管，管不了啊，不能干涉別國的內政。共產黨是罵出來的，是打出來的，是殺出來的。

鄧小平：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樣隨意輸出或輸入的

“文革”后期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在各種外交場合都強調中國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革命不能輸出的原則立場。1975年11月12日，在與緬甸總理奈溫會談時，鄧小平指出：我們一向認為，任何國家的革命采取外國的樣板，不可能解決問題，應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斗爭。各國政府對他們面臨的國內問題，根據自己的情況去處理，這是各國的內政，是各國自己的權利，中國不干預。在談到東南亞中立化的問題時，他指出：我們支持東南亞國家要求結束美國基地的立場，支持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提出的把東南亞變成和平、中立、自由的地區的立場。他們要擴大東南亞聯盟，要把印度支那三國包括進去，我們也支持。我們真心希望東南亞各國在和平、中立、自由、不結盟的基礎上聯合起來。

改革開放后，1980年4月29日，鄧小平接受盧森堡電視臺制片主任鮑利等的電視采訪。在回答關于中國的對外政策時，鄧小平指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上、道義上支持一切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斗爭，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同時我們認為，一個國家的人民革命取得勝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革命是不能像商品那樣隨意輸出或輸入的。任何一個國家的革命，任何一個國家的問題的解決，都必須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毛澤東主席最偉大的地方，就是把馬列主義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我們尊重各個國家、各個地區共產黨自己的選擇。他們應該根據自己國家或地區的特點，制定自己的方針、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對于我國駐外的工作人員，毛澤東也沒有忘記提醒他們不要參與駐在國的革命運動（即反政府的活動）。1973年4月，墨西哥總統埃切維里亞訪華。4月20日晚上，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了埃切維里亞。賓主見面后，毛澤東先問中國駐墨西哥大使熊向暉：“你在那里沒有闖禍吧？”熊向暉不好意思說什么。埃切維里亞說：“沒有，他在我們那里很安靜。”毛澤東說：“你可要注意啊，大使是否在墨西哥搞革命啊？”埃切維里亞笑著回答：“在墨西哥只有總統本人搞革命。”毛澤東對此表示贊同，說：“那就好啊！中國革命曾受到了歐洲革命家和思想家的影響，但由中國革命家和思想家來實現。因為革命既不能出口，也不能進口。”埃切維里亞頻頻點頭。

當時在場的翻譯后來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毛主席看似輕松而幽默的這段話，其實頗有一番深意。原來，在熊向暉1972年7月29日離京赴任前一個星期，墨西哥政府曾宣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國訓練的反政府游擊隊’。雖然墨西哥政府也說明這是發生在墨西哥和中國建交之前的事情，但終究使墨西哥政界和社會各階層對中國產生了一定的疑慮。所以，在那次會見中，毛主席以獨特調侃的方式，表達了中國政府絕不輸出革命和不干涉別國內政的立場，徹底化解了過去兩國關系的誤會。”

    （來源：《黨史博覽》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