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1901~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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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原名徐象謙，字子敬。1901年11月8日生于山西五臺永安村。10歲讀私塾，13歲上小學。1917年因家庭貧困輟學，到河北阜平一家雜貨店當學徒。1919年春考入閻錫山創辦的山西省立國民師范學校速成班，受五四運動影響參加進步活動，并接受了一些基本的軍事教育和訓練。1921年畢業后，先后在陽曲縣和五臺縣河邊村當小學教員，均因向學生灌輸愛國進步思想，被校方辭退。1924年5月考入黃埔軍校第1期，編在第1隊。在校期間，參加了由共產黨人組織領導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同年9月被編入孫中山的衛隊前往韶關，參加北伐誓師。11月畢業后留校，在第3期入伍生第1營擔任副排長。1925年春參加討伐軍閥陳炯明的第一次東征，升任排長。后被派到河南國民第2軍第6混成旅，先后任教導營教官、司令部參謀、第2團團副等職。北伐戰爭開始后，于1926年11月前往武漢，任南湖學兵團政治指導員。
192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學員隊長，曾率隊參加反擊叛軍夏斗寅部。大革命失敗后到上海尋找黨組織，被中共中央軍委派赴廣州，負責對工人赤衛隊第6聯隊進行軍事訓練并率隊參加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后轉往海陸豐地區，先后任工農革命軍第4師第10團黨代表、師參謀長、師長，與彭湃等領導開展東江武裝戰爭。1929年6月被中共中央軍委派往鄂東北，任中國工農紅軍第11軍第31師副師長、中共鄂豫邊特委委員、鄂豫邊革命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主席。指揮部隊避實就虛，避強擊弱，連續打退國民黨軍和地方反動武裝發動的三次“會剿”，并與第31師黨代表戴克敏等共同起草《軍事問題決議案》，總結領導邊區武裝斗爭的經驗，提出“集中作戰，分散游擊”、“紅軍作戰盡量號召群眾參加”、“敵情不明不與作戰”、“敵進我退，敵退我進”、“對敵采取跑圈的形式”等7條游擊戰術原則。1930年4月起任紅1軍副軍長兼第1師師長、紅4軍參謀長，參與指揮粉碎國民黨軍對鄂豫皖蘇區發動的第一、第二次“圍剿”。新集戰斗中，首次采用坑道爆破法攻堅，全殲守敵。1931年7月任紅4軍軍長，與政治委員曾中生反對張國燾“攻打安慶、威脅南京”的冒險計劃，率部南下攻占浠水、廣濟等地。11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總指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先后組織指揮了黃安、商潢、蘇家埠、潢光4次戰役，以劣勢兵力殲敵6萬余人，成功打破國民黨軍的第三次“圍剿”計劃，擴大了鄂豫皖蘇區，并使紅四方面軍逐步發展成為紅軍三大主力之一。
1932年10月，由于張國燾錯誤推行“不停頓地進攻”的軍事冒險路線，紅四方面軍沒能打退敵人的第四次“圍剿”，被迫率部向西轉移，途中在漫川關附近陷入國民黨軍重圍。他堅決反對張國燾化整為零、分散游擊的主張，集中兵力一舉突圍成功，保存了紅四方面軍主力。隨后，他又靈活運用多種戰術，指揮部隊甩脫尾追敵軍，翻越秦嶺、大巴山，進入四川通江、南江、巴中地區，開辟了川陜蘇區。1933年2月起，指揮紅四方面軍利用有利地形，采取收緊陣地、節節抗擊、待機反攻、重點突破的作戰方針，先后取得反“三路圍攻”和反“六路圍攻”的勝利，使蘇區和紅軍得以鞏固和擴大。幾乎每次戰役戰斗，他都親臨前線，研究敵情和部署作戰行動，同廣大指戰員同甘共苦。在此期間，他還曾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等職。1935年春，為策應中央紅軍長征北上，指揮部隊發起嘉陵江戰役。6月與中央紅軍在川西會師后，兼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8月在毛兒蓋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擁護中共中央關于北上創建川陜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并被增補為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會后率右路軍攻占包座，打開北進通道，并與毛澤東、周恩來、陳昌浩等聯名電促張國燾率左路軍北上。但張國燾拒絕北上，并強令他率軍南下。在中共中央率紅1、紅3軍北上后，積極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和朱德、劉伯承等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推動部隊第二次北上。1936年6月與紅二方面軍會師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10月率部抵達會寧，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爾后根據中央軍委命令，率紅四方面軍一部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11月任西路軍總指揮兼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西路軍總指揮，與陳昌浩率部繼續西進，執行“打通國際路線”、策應紅一方面軍河東作戰的戰略任務。由于敵眾我寡及個別領導人指揮失誤，西路軍浴血奮戰4個多月，最后彈盡糧絕而失敗。1937年3月，根據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會議決定，與陳昌浩離隊東返陜北，向黨中央匯報情況。途中歷盡艱險，于6月中旬輾轉抵達延安。
抗日戰爭爆發后，被任命為八路軍第129師副師長，并在中共中央于洛川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選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會后，隨周恩來等至太原等地，利用同鄉關系做閻錫山的統戰工作，就八路軍開赴山西及合作抗日問題與其展開談判。經過談判，閻錫山答應與八路軍共同抗日，并給予后勤保障。11月率129師一部轉戰晉東南，參與指揮廣陽、神頭嶺、響堂鋪等戰斗以及反“六路圍攻”和反“九路圍攻”作戰。1938年4月，遵照中共中央關于開展平原游擊戰爭的指示，率由129師和115師各一部組成的“路東縱隊”挺進冀南，創建了以南宮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據地。在根據地創建過程中，他明確提出依靠群眾建造平原地區“人山”的思想，堅持抗日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迅速發展和擴大了抗日武裝，并相繼建立起各級抗日民主政權。1939年6月奉命到山東沂蒙山區，擔任八路軍第1縱隊司令員、中共北方局山東分局委員、山東軍政委員會委員，組織領導根據地軍民多次挫敗日偽軍“掃蕩”，并對制造軍事摩擦、破壞抗日大局的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必要和有節制的反擊，使根據地和抗日民主政權得到鞏固，抗日武裝力量也得到很大發展。1940年6月奉命回延安，準備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回延安后不久即被一匹受驚的馬踢中左腿，造成脛骨骨折，臥床半年多，邊休息治療，邊堅持工作，曾撰寫《敵寇在華北戰略戰術的演變及其特點》等文章。1941年10月發起成立延安黃埔同學會，當選為主席。1942年5月任陜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副司令員兼參謀長。1943年3月調任抗日軍政大學校長兼中共中央處理委員會主任。8月任抗大總學習委員會書記，領導抗大的整風學習。1944年7月因患肋膜炎住進醫院治療。此后一直處于休養狀態，未能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但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
1946年全面內戰爆發后，根據中共中央轉移傷病員的決定，被先行疏散至綏德。他不顧身體虛弱，到綏德后不久即請求重返前線工作，經黨中央批準后轉赴太行地區休養。1947年6月就任晉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軍區主力部隊在劉伯承、鄧小平率領下強渡黃河，南下挺進大別山后，負責主持軍區工作，并于同年底組織留守的第8縱隊和地方武裝協同西北野戰軍第2縱隊實施運城戰役。1948年3月指揮發起臨汾戰役。鑒于臨汾城高墻厚、易守難攻，他先命部隊拔除敵外圍據點，繼而采用坑道爆破方法突入城內，全殲守軍，解放晉南全境。為攻克臨汾立下頭功的晉冀魯豫野戰軍第8縱隊第23旅，因此榮獲“臨汾旅”的稱號。同年5月任華北軍區副司令員、華北野戰軍第1兵團（后改為第18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6月指揮發起晉中戰役，利用運動戰充分調動敵人，再尋機予以分割包圍，一個月內殲敵10余萬，解放縣城14座，兵鋒直指閻錫山老巢太原。7月起擔任中共太原前線前敵委員會書記、太原前線司令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太原前線總前委書記，帶病組織指揮太原戰役。由于勞累過度，導致新舊病癥并發，但他堅持不回后方治療，邊養病邊指揮戰役。太原解放后，他辭去有關職務，赴青島治病療養。
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由于他身體一直沒有康復，因此并未到任，總參謀長一職由聶榮臻代理。1951年5月病情趨于好轉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團團長，赴莫斯科同蘇聯談判軍工合作問題。11回國途中因肋膜炎復發，再次住進醫院，并長期接受療養。1954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59年9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與劉伯承分管戰略問題研究，并任戰略問題研究組副組長，曾就戰略方針、戰爭準備和戰場建設等問題提出不少意見。1964年8月任中央軍委人民武裝委員會主任，主管民兵工作。多次到浙江、廣東等地視察，在軍委會議和民兵工作會議上多次闡述民兵工作的有關原則。1965年底參加中央上海會議，被增補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1月被任命為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對林彪、江青一伙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2月在中央政治局碰頭會上，與譚震林、陳毅、葉劍英等老同志同康生、陳伯達展開激烈交鋒，后被江青等誣陷為“二月逆流”成員，遭到錯誤批判。1969年2月起被派到長辛店“二七”機車車輛廠勞動學習。在此期間，他參加了由陳毅主持的國際形勢座談會，與聶榮臻、葉劍英一起為打開對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許多戰略性意見和建議。同年10月被林彪以加強戰備為借口，“疏散”到河南開封。粉碎“四人幫”后重新參與中央軍委的領導工作，先后任軍委戰略委員會主任、武裝力量委員會主任。1978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1983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84年開始出版回憶錄《歷史的回顧》。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病逝。他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二屆中央委員，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三、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一至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他為人謙和謹慎，文雅樸實，見者多形容他像一個“教書先生”。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海倫·福斯特于1937年訪問延安后，在其所著《紅色中國內幕》一書中曾評價他“態度謙遜、拘謹，言語不多”、“十分謹慎，講求實際”。但徐向前用兵打仗卻韌勁十足，膽略超人，尤其善打惡仗、硬仗，慣于以少勝多、以弱克強。其主要著述收入《徐向前軍事文選》。
1927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學員隊長，曾率隊參加反擊叛軍夏斗寅部。大革命失敗后到上海尋找黨組織，被中共中央軍委派赴廣州，負責對工人赤衛隊第6聯隊進行軍事訓練并率隊參加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后轉往海陸豐地區，先后任工農革命軍第4師第10團黨代表、師參謀長、師長，與彭湃等領導開展東江武裝戰爭。1929年6月被中共中央軍委派往鄂東北，任中國工農紅軍第11軍第31師副師長、中共鄂豫邊特委委員、鄂豫邊革命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主席。指揮部隊避實就虛，避強擊弱，連續打退國民黨軍和地方反動武裝發動的三次“會剿”，并與第31師黨代表戴克敏等共同起草《軍事問題決議案》，總結領導邊區武裝斗爭的經驗，提出“集中作戰，分散游擊”、“紅軍作戰盡量號召群眾參加”、“敵情不明不與作戰”、“敵進我退，敵退我進”、“對敵采取跑圈的形式”等7條游擊戰術原則。1930年4月起任紅1軍副軍長兼第1師師長、紅4軍參謀長，參與指揮粉碎國民黨軍對鄂豫皖蘇區發動的第一、第二次“圍剿”。新集戰斗中，首次采用坑道爆破法攻堅，全殲守敵。1931年7月任紅4軍軍長，與政治委員曾中生反對張國燾“攻打安慶、威脅南京”的冒險計劃，率部南下攻占浠水、廣濟等地。11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總指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先后組織指揮了黃安、商潢、蘇家埠、潢光4次戰役，以劣勢兵力殲敵6萬余人，成功打破國民黨軍的第三次“圍剿”計劃，擴大了鄂豫皖蘇區，并使紅四方面軍逐步發展成為紅軍三大主力之一。
1932年10月，由于張國燾錯誤推行“不停頓地進攻”的軍事冒險路線，紅四方面軍沒能打退敵人的第四次“圍剿”，被迫率部向西轉移，途中在漫川關附近陷入國民黨軍重圍。他堅決反對張國燾化整為零、分散游擊的主張，集中兵力一舉突圍成功，保存了紅四方面軍主力。隨后，他又靈活運用多種戰術，指揮部隊甩脫尾追敵軍，翻越秦嶺、大巴山，進入四川通江、南江、巴中地區，開辟了川陜蘇區。1933年2月起，指揮紅四方面軍利用有利地形，采取收緊陣地、節節抗擊、待機反攻、重點突破的作戰方針，先后取得反“三路圍攻”和反“六路圍攻”的勝利，使蘇區和紅軍得以鞏固和擴大。幾乎每次戰役戰斗，他都親臨前線，研究敵情和部署作戰行動，同廣大指戰員同甘共苦。在此期間，他還曾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等職。1935年春，為策應中央紅軍長征北上，指揮部隊發起嘉陵江戰役。6月與中央紅軍在川西會師后，兼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8月在毛兒蓋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擁護中共中央關于北上創建川陜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并被增補為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會后率右路軍攻占包座，打開北進通道，并與毛澤東、周恩來、陳昌浩等聯名電促張國燾率左路軍北上。但張國燾拒絕北上，并強令他率軍南下。在中共中央率紅1、紅3軍北上后，積極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和朱德、劉伯承等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推動部隊第二次北上。1936年6月與紅二方面軍會師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10月率部抵達會寧，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爾后根據中央軍委命令，率紅四方面軍一部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11月任西路軍總指揮兼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西路軍總指揮，與陳昌浩率部繼續西進，執行“打通國際路線”、策應紅一方面軍河東作戰的戰略任務。由于敵眾我寡及個別領導人指揮失誤，西路軍浴血奮戰4個多月，最后彈盡糧絕而失敗。1937年3月，根據西路軍軍政委員會會議決定，與陳昌浩離隊東返陜北，向黨中央匯報情況。途中歷盡艱險，于6月中旬輾轉抵達延安。
抗日戰爭爆發后，被任命為八路軍第129師副師長，并在中共中央于洛川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選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會后，隨周恩來等至太原等地，利用同鄉關系做閻錫山的統戰工作，就八路軍開赴山西及合作抗日問題與其展開談判。經過談判，閻錫山答應與八路軍共同抗日，并給予后勤保障。11月率129師一部轉戰晉東南，參與指揮廣陽、神頭嶺、響堂鋪等戰斗以及反“六路圍攻”和反“九路圍攻”作戰。1938年4月，遵照中共中央關于開展平原游擊戰爭的指示，率由129師和115師各一部組成的“路東縱隊”挺進冀南，創建了以南宮為中心的冀南抗日根據地。在根據地創建過程中，他明確提出依靠群眾建造平原地區“人山”的思想，堅持抗日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迅速發展和擴大了抗日武裝，并相繼建立起各級抗日民主政權。1939年6月奉命到山東沂蒙山區，擔任八路軍第1縱隊司令員、中共北方局山東分局委員、山東軍政委員會委員，組織領導根據地軍民多次挫敗日偽軍“掃蕩”，并對制造軍事摩擦、破壞抗日大局的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必要和有節制的反擊，使根據地和抗日民主政權得到鞏固，抗日武裝力量也得到很大發展。1940年6月奉命回延安，準備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回延安后不久即被一匹受驚的馬踢中左腿，造成脛骨骨折，臥床半年多，邊休息治療，邊堅持工作，曾撰寫《敵寇在華北戰略戰術的演變及其特點》等文章。1941年10月發起成立延安黃埔同學會，當選為主席。1942年5月任陜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副司令員兼參謀長。1943年3月調任抗日軍政大學校長兼中共中央處理委員會主任。8月任抗大總學習委員會書記，領導抗大的整風學習。1944年7月因患肋膜炎住進醫院治療。此后一直處于休養狀態，未能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但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
1946年全面內戰爆發后，根據中共中央轉移傷病員的決定，被先行疏散至綏德。他不顧身體虛弱，到綏德后不久即請求重返前線工作，經黨中央批準后轉赴太行地區休養。1947年6月就任晉冀魯豫軍區副司令員。軍區主力部隊在劉伯承、鄧小平率領下強渡黃河，南下挺進大別山后，負責主持軍區工作，并于同年底組織留守的第8縱隊和地方武裝協同西北野戰軍第2縱隊實施運城戰役。1948年3月指揮發起臨汾戰役。鑒于臨汾城高墻厚、易守難攻，他先命部隊拔除敵外圍據點，繼而采用坑道爆破方法突入城內，全殲守軍，解放晉南全境。為攻克臨汾立下頭功的晉冀魯豫野戰軍第8縱隊第23旅，因此榮獲“臨汾旅”的稱號。同年5月任華北軍區副司令員、華北野戰軍第1兵團（后改為第18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6月指揮發起晉中戰役，利用運動戰充分調動敵人，再尋機予以分割包圍，一個月內殲敵10余萬，解放縣城14座，兵鋒直指閻錫山老巢太原。7月起擔任中共太原前線前敵委員會書記、太原前線司令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太原前線總前委書記，帶病組織指揮太原戰役。由于勞累過度，導致新舊病癥并發，但他堅持不回后方治療，邊養病邊指揮戰役。太原解放后，他辭去有關職務，赴青島治病療養。
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由于他身體一直沒有康復，因此并未到任，總參謀長一職由聶榮臻代理。1951年5月病情趨于好轉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團團長，赴莫斯科同蘇聯談判軍工合作問題。11回國途中因肋膜炎復發，再次住進醫院，并長期接受療養。1954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59年9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與劉伯承分管戰略問題研究，并任戰略問題研究組副組長，曾就戰略方針、戰爭準備和戰場建設等問題提出不少意見。1964年8月任中央軍委人民武裝委員會主任，主管民兵工作。多次到浙江、廣東等地視察，在軍委會議和民兵工作會議上多次闡述民兵工作的有關原則。1965年底參加中央上海會議，被增補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1月被任命為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對林彪、江青一伙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2月在中央政治局碰頭會上，與譚震林、陳毅、葉劍英等老同志同康生、陳伯達展開激烈交鋒，后被江青等誣陷為“二月逆流”成員，遭到錯誤批判。1969年2月起被派到長辛店“二七”機車車輛廠勞動學習。在此期間，他參加了由陳毅主持的國際形勢座談會，與聶榮臻、葉劍英一起為打開對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許多戰略性意見和建議。同年10月被林彪以加強戰備為借口，“疏散”到河南開封。粉碎“四人幫”后重新參與中央軍委的領導工作，先后任軍委戰略委員會主任、武裝力量委員會主任。1978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1983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84年開始出版回憶錄《歷史的回顧》。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病逝。他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二屆中央委員，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三、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一至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他為人謙和謹慎，文雅樸實，見者多形容他像一個“教書先生”。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海倫·福斯特于1937年訪問延安后，在其所著《紅色中國內幕》一書中曾評價他“態度謙遜、拘謹，言語不多”、“十分謹慎，講求實際”。但徐向前用兵打仗卻韌勁十足，膽略超人，尤其善打惡仗、硬仗，慣于以少勝多、以弱克強。其主要著述收入《徐向前軍事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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