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革命必須學習而且正在學習中國革命的許多經驗”■
1951年2月11日至19日，越南黨在越北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越南黨的名稱叫印度支那共產黨，共有黨員76.6萬人。會場布置得莊嚴、簡樸。主席臺上方懸掛有“印度支那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紅色橫幅。橫幅下有胡志明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法共總書記多列士的畫像。當胡志明和中國政治顧問羅貴波、軍事顧問團團長韋國清走上主席臺時，全場掌聲雷動，并高呼“胡志明同志萬歲”、“斯大林同志萬歲”、“毛澤東同志萬歲”。胡志明在大會上作政治報告。應胡志明邀請，羅貴波在大會上發了言。這次大會的主題是談論如何爭取抗法斗爭的勝利和將印度支那共產黨改名為越南勞動黨。
會議期間，胡志明幾乎每天都要和羅貴波會面，就各種問題交換意見。關于黨的名稱，胡志明說，印支共成立之初，印支三國（越南、老撾、柬埔寨）同處于法國殖民地“印支聯邦”內，成為法國總督統治下的一個大行政單位。現在情況不同了，柬埔寨和老撾已經成為兩個國家，再以一個黨去領導三個國家的革命是不妥當的，故將越南黨的名稱定為越南勞動黨。柬埔寨和老撾將成立單獨的黨。
大會肯定中國革命對越南革命的影響和幫助。胡志明在報告中說：“由于地理、歷史、經濟、文化等條件的關系，中國革命對越南革命有極大影響，因此越南的革命必須學習而且正在學習中國革命的許多經驗。”正是“依據中國革命的經驗，依據毛澤東思想，我們進一步理解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主義，也正是依據這些，我們贏得了許多勝利”。大會通過的黨章規定：“越南勞動黨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學說和毛澤東思想與越南革命相結合作為黨的思想基礎和一切行動的指南。”
■奠邊府戰役和日內瓦會議■
1954年4月26日，關于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在國聯大廈開幕。出席會議的有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英國外相艾登、法國外長皮杜爾、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中共中央對這次會議高度重視。為體現對印支人民抗法斗爭的全力支持，中方派出了以周恩來為團長的代表團與會。
5月8日，會議開始討論印度支那問題。參加者除了蘇、美、英、法、中五國外長外，還有越南外長范文同，以及老撾、柬埔寨和南越傀儡政權的代表。由于東西方立場尖銳對立，會議從一開始便陷入了僵局。越南、中國和蘇聯認為，印度支那全境應當同時停火。英、法等國則認為，老撾和柬埔寨的戰事是由于越南部隊的入侵造成的，根本不存在當地的抵抗力量，只要越南撤軍，這兩個國家便會自然停火和恢復和平。因此，他們主張把老撾和柬埔寨問題同越南問題分割開來，單獨解決。直到6月中旬，經過7次全體會議和16次小范圍會議，談判仍毫無進展。按照會議議程，各國代表團團長將于6月中旬休會一段時間，回國處理政務。如果各國外長在這種氣氛下離開，很難設想他們還會重返日內瓦，會議面臨破裂的危險。
針對這種局面，周恩來認為，談判的關鍵是越方能否承認有軍隊進入老撾和柬埔寨。如果不想讓談判破裂，就必須在這個問題上找到一條出路，而且時間十分緊迫。他考慮，可以承認在老撾和柬埔寨有越軍，對外可解釋說，過去確有越南部隊在兩國作戰，但有的已經撤出，如果現在還有，也可以按照撤出一切外國軍隊的辦法處理。這個方案立即得到蘇聯代表團的支持，越南外長范文同也同意。經過艱苦的工作，西方國家終于接受了這一方案。休會期間，周恩來到廣西柳州同胡志明會晤，就如何爭取日內瓦會議取得更有利的成果達成共識。
早在1953年11月，毛澤東就曾致電胡志明，闡明中方對印支形勢和斗爭策略的看法。毛澤東指出：“和帝國主義者和談，同戰爭一樣，也是一種長時間和尖銳的斗爭。”“朝鮮停戰的經驗證明，只有我們力量強大，在戰場上給敵人的打擊愈多愈痛的時候，和談才有可能獲得成功。所以應當邊打邊談，談談打打，兩者不可偏廢，決不可因為和談而放松自己軍事上打擊敵人的努力。”為此，在日內瓦會議召開前，周恩來通過中國軍事顧問團建議越方組織打幾場漂亮的勝仗，以配合外交上的斗爭。越南勞動黨認真討論，并接受了中方的建議，決定在奠邊府發起對法軍的進攻。
奠邊府是靠近越老邊界，南北長約18公里，東西寬6至8公里的盆地平原，是法軍控制越南西北部的重要軍事基地。法軍調集了精銳部隊1.3萬人空降于此，并建立了8個據點群、3個防御分區。每個據點群都有多層火力配備，區內布有多層鐵絲網、電網，并埋有稠密的地雷。法軍高級將領聲稱這是“不可侵犯的堡壘”，揚言要在奠邊府“碾碎”越南人民軍。
1954年3月中旬，根據韋國清和武元甲共同制訂的作戰計劃，越軍集中優勢兵力對奠邊府發起總攻。經過55天激戰，殲滅法軍3個主力兵團、7個傘兵營、3個炮兵營，連同工兵、裝甲、運輸部隊和少量正規部隊，共1.62萬人，其中俘敵10903名，包括少將1名、上校3名、中校10名、少校27名、尉官和軍士1749名。擊落擊毀各種飛機62架，擊毀坦克4輛，繳獲重炮30門、坦克6輛、降落傘3萬多具和大量物資彈藥。奠邊府戰役給法軍以毀滅性的打擊，有力地配合了日內瓦會議上的外交斗爭。
經過大多數與會國的努力，日內瓦會議于7月20日達成最后協議。根據協議，法國將從印度支那三國撤軍；與會各國保證“尊重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的獨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對其內政不予任何干涉”；越南暫時以北緯17°線作為雙方軍隊集結的臨時軍事分界線；將在兩年內即1956年7月20日前舉行全國普選，實現全國統一。
7月22日，胡志明向全國發表文告說：“在日內瓦會議上，由于我國代表團的斗爭，由于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代表團的幫助，我們取得了一個偉大的勝利。”1960年越南勞動黨三大的決議指出：“我們贏得了簽訂日內瓦協議的勝利，恢復了印度支那的和平，北方得到了完全解放，越南革命走上了一個新的階段。”
■在草棚里舉行中國國慶招待會■
1950年9月24日，羅貴波回國匯報工作，劉少奇和朱德聽了匯報。隨后，劉少奇帶著羅貴波來到中南海豐澤園，朱德和周恩來也一同接見。毛澤東聽了匯報后，說：“越共中央長征同志來電報，催你盡快返回越南工作。胡志明希望你當他的總顧問。你要做好在越南長期工作的思想準備。”周恩來說：“原定你在越南工作三個月，現在看來不行了，做長期的打算吧。中央已內定你是將來中國駐越南的首任大使。”但當時越南尚處于抗法斗爭的關鍵時刻，中國無法在越南設立大使館。
1954年日內瓦協議簽訂后，法軍在三個月內撤出了河內。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羅貴波為中國駐越南大使。周恩來召見羅貴波，指示他立即籌建中國大使館。羅貴波問：“現在越南還沒有首都，中央機關還在山溝里，是現在就去，還是等進河內后再去建立大使館？”周恩來說：“我們要先去建館，沒有進河內沒關系，就在山溝里建館，這樣更表示我們支持越南。”羅貴波又問：“現在越方還沒有房子，住在草棚里，怎么遞交國書，舉行國慶招待會呢？”周恩來說：“就在草棚里遞交國書、舉行國慶招待會，有什么不好？這樣更是表示我們支持嘛。蘇聯方面已經明確表示，要等到進了河內以后才去建立大使館，我們就要在解放河內以前去。”
羅貴波率領駐越南大使館的工作班子，迅速趕到越北解放區，并于1954年9月11日在越北山區越南中央駐地的一個草棚小禮堂里向胡志明遞交了國書。10月1日，羅貴波在大使館駐地一個小山頭上的草棚里舉行了中國國慶招待會，胡志明出席，氣氛十分熱烈友好。
10月10日，河內解放。一周后，羅貴波一行率先進入河內，暫時住在較為安全的原法軍的軍醫院。越南外交部提出，準備將原薩羅中學的校址撥給中國當大使館使用。薩羅中學是以原法國駐印度支那總督阿貝·薩羅的名字命名的，建筑很氣派。羅貴波認為，大使館不應占用越南的教育機構。后來，越方又找到法國殖民統治時期阮氏王朝駐北圻大臣黃仲夫的官邸，經胡志明同意后，就作為了中國大使館館舍。至今，它仍是河內最漂亮的建筑之一。
進入河內后，中國大使館同越方的各種交往、聯系都要逐漸按照正式外交程序辦理，起初都不太習慣。一次，羅貴波在大使館宴請胡志明等越南領導人。胡志明、長征、范文同等徒步來到中國大使館門前。大家都不熟悉外交禮儀，結果三人并排走進了大使館。一天黃昏時分，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正在院內散步，胡志明的秘書武期從側門走進來說：“胡伯伯來了。”羅貴波聞訊后立即出來迎接。胡志明說：“沒什么事，只是出來散散步，順便看看同志們。”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越關系十分融洽。中國在政治、軍事、外交等各方面全力支援越南的抗法斗爭，而胡志明和越南黨對中國也高度信任，雙方少有分歧和矛盾。不幸的是自1978年底起，中越關系惡化達13年之久。1991年11月兩國關系正常化以來，雙方的交往與合作全面發展，同時也存在某些不穩定因素。2011年12月，習近平副主席訪越期間，針對中越關系現狀，意味深長地說：“只要雙方都能以中越友好大局和兩國發展大計為重，始終堅持友好合作大方向，始終堅持互利合作，始終堅持把分歧和矛盾放在適當位置妥善解決，始終從政治高度積極尋求解決辦法，中越友好就一定能世代相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