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四大之后，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進入高潮，但同時反共勢力暗流涌動。由于沒有認識到爭取統一戰線領導權的重要性，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蔣介石一再采取妥協退讓之策，導致蔣介石獲取了越來越多的權力，并且逐漸撕下其反共偽裝，最終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公開叛變革命。在這樣的背景下，黨的五大召開。然而，這次大會雖然意識到右傾錯誤的危害性，但沒有采取切實可行的糾正措施，許多重要問題陷入沒有實際意義的空談，從而錯失了挽救革命危機的機會。
黨的五大開幕地點——武昌高等師范第一附屬小學
■蔣介石逐漸暴露出反共真面目，中國革命面臨嚴重危機■
黨的四大之后，革命形勢發展很快。但1925年3月孫中山病逝后，國民黨內部的分化也在加劇，一股反共逆流正在滋長。
工農運動的發展和共產黨力量的壯大，對蔣介石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刺激。他最擔心的是共產黨的力量和影響超過他，使他不能成為中國的最高領袖，于是加緊了反共活動，先是制造“中山艦事件”，而后提出“整理黨務案”。
“整理黨務案”后，蔣介石的反共活動收斂了一段時間，他還沒有準備好公開同共產黨分裂。1926年5月，蔣介石還在演講中大言不慚地宣稱：“我對共產主義，不但不反對，并且很贊同的。”此時，北伐戰爭正在準備，他需要共產黨發動群眾支持北伐軍，需要共產國際和蘇聯給北伐提供物質上的幫助。
1926年7月1日，國民革命軍正式出師北伐。由于共產黨人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和廣泛發動群眾支援北伐，加上蘇聯顧問的幫助和蘇聯的物質支持，北伐軍一路攻城略地，進展順利。
在北伐戰爭不斷勝利的鼓舞下，工農運動尤其是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地的農民運動蓬勃發展。
黨的四大雖然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但并沒有真正解決國民革命中如何去取得領導權的問題。當工農運動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高漲之際，黨的中央領導機關卻依然在遠離革命風暴中心的上海，黨的主要領導人的思想和行動，也大大落后于迅速發展的革命形勢。這從客觀上幫助了蔣介石，使其個人威望隨著北伐的勝利進軍不斷提高，勢力也由此不斷壯大。
北伐本來為共產黨人創造了掌握一部分軍隊和地方政權的條件，但中共中央沒有這樣做。中共中央甚至寫信給湖北區委說：“以后我們的人力物力全用在民眾方面，萬勿參加政府工作。”
1926年11月，北伐軍占領南昌。正在此時，南方革命陣營的分裂開始明朗化了，蔣介石逐漸撕下其兩面派偽裝，露出其反共真面目。
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漢口舉行特別會議。這次會議，本應制定如何防止國民黨右轉，將革命引向新的高潮的具體政策，可是黨內一些人竟為國民黨右派對工農運動的攻擊言論所左右，公然提出要反對所謂“左稚病”。
當時，工農運動即“民眾運動”中“左”的傾向是客觀存在的，但它并不是國民革命的主要危害。會議通過的決議似乎既反“左”，又反右，很公正全面。可是軍權掌握在蔣介石等人手中，共產黨沒有力量去糾正軍事政權的右，當時所做的只是對工農運動進行壓制，以討好國民黨不右轉。
這時，一部分黨內同志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政策，如毛澤東認為應進一步發展農民運動，掌握農村一切權力，適時分配土地；瞿秋白提出無產階級應注重爭奪革命的領導權。但是，這些正確的建議并未為中共中央所采納。
共產黨的妥協退讓，堅定了蔣介石叛變革命的決心。1927年3月底，蔣介石到了上海。在得到帝國主義和江浙財團的支持，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勢力的配合，以及流氓頭子黃金榮、杜月笙等人的保證后，蔣介石決定在上海實行“清黨”，向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舉起屠刀。
中共中央和上海區委對蔣介石的陰謀并非全未察覺。3月30日，周恩來在為組織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而成立的特別委員會會議上報告說：“整個情形，他們對付我們已有準備。”又斷言：“將來他們對付武漢及解決上海只有憑武力，同時，對付民眾只有如江西雇傭流氓。”然而，陳獨秀在此關鍵時刻卻十分害怕國共關系破裂，一味地妥協退讓。
4月1日，“中山艦事件”后出國的汪精衛，突然回到了上海。
這時，蔣介石和陳獨秀對汪精衛的到來都抱很大希望。蔣介石希望汪精衛能合作共同反共，陳獨秀希望汪精衛能制止蔣介石叛變，汪精衛一時炙手可熱，成為各方爭相拉攏的對象。
為了表明共產黨方面維持國共合作的誠意，陳獨秀連夜起草了一份聲明，并于次日送給汪精衛簽字，這就是有名的《國共兩黨領袖聯合宣言——告兩黨同志書》，即《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這份宣言在當天（4月5日）的上海《國民日報》等報紙上發表。
陳獨秀在聲明中告誡世人不要“聽信謠言”，可是，只過了幾天，“謠言”變成了事實。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突然發動反革命政變，一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慘死在蔣介石的屠刀之下。接著，江蘇、浙江、安徽等省也相繼“清黨”。18日，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粉墨登場，公開與武漢國民政府對立。中國革命面臨嚴重危機。
■陳獨秀、鮑羅廷和羅易爭論不休，黨在革命的危急關頭召開了五大■
此時，武漢國民政府還在國民黨左派的控制之下，它所管轄的湘鄂贛三省的工農運動仍在繼續高漲。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五大召開前夕，共產國際給中國派來了一位新代表。此人便是印度人羅易。1927年4月初，羅易經廣州、長沙到達武漢。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不久，陳獨秀也從上海來到武漢。
在此中國革命需要加強領導的時候，陳獨秀、鮑羅廷和羅易卻在中國革命何去何從的問題上爭論不休，不少黨的領導干部也被卷入這場爭論之中。
當時，爭論的焦點問題有兩個：一個是所謂“深入”與“發展”之爭，一個是“東征”與“北伐”之爭。所謂“深入”，就是現在的革命應該深入，立刻在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實行土地革命，鞏固既有的革命根據地，再圖發展；所謂“發展”，就是繼續對外發展，土地革命應打到北京去后才實行。所謂“東征”，就是討蔣，因為蔣介石控制的南京、上海在武漢之東；“北伐”不言而喻，就是進軍河南，討伐仍控制中國北方的奉系軍閥張作霖。
4月13日至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羅易和鮑羅廷為此爭得不可開交。鮑羅廷主張“北伐”，反對“東征”。而羅易是主張“深入”的，他在會上表示在原則上并不反對北伐，但認為目前階級分化正在加速，資產階級遲早要反對工農，所以立即北伐作戰充滿著危險。由此，他主張開展土地革命，由農民取得政權，建立一支革命的軍隊。
然而，羅易的主張遭到了鮑羅廷的堅決反對。鮑羅廷擔心這樣不可避免地導致共產黨人轉向反對國民政府，進行武裝起義。陳獨秀到武漢后，也明確表示，“目前的迫切任務不是深入革命而是擴大革命”，支持鮑羅廷的北伐主張。
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于繼續北伐問題的決議》。這個主張，正好與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的北伐決策是一致的。19日，武漢舉行繼續北伐誓師大會，武漢政府所屬主力部隊出師河南。這樣，東征討蔣和土地革命的主張都放棄了。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舉行。陳獨秀和彭述之原想推遲五大召開的時間，因為他們擔心此時召開五大，代表們會對其右傾錯誤進行譴責和批評，于己不利。但是，共產國際代表和多數中央委員都認為五大絕不能后延，應及時總結經驗教訓，研究和制定挽救革命危機的方針政策，五大便基本上按預定的日期開幕了。
出席五大的代表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澤東、任弼時、劉少奇、鄧中夏、張國燾、張太雷、李立三、李維漢等80多人，代表黨員5.7萬多人。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多里奧、維經斯基以及職工國際代表團參加了會議。
■“綽號‘大口’的羅亦農同志走到秋白面前，嘆息著說了‘糟糕’兩字，表示對陳獨秀的報告的不滿”■
大會的開幕式在武昌高等師范第一附屬小學的禮堂舉行。大會開始后，宣布主席團名單：陳獨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維漢、羅章龍、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等。這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歷史上第一次設主席團。大會設立了由陳獨秀等13人組成的政治委員會，由譚平山等10人組成的土地委員會，由李立三等9人組成的職工運動委員會，分別以瞿秋白、毛澤東、鄧中夏為秘書。
為了避免加重武漢國民政府的“赤化”色彩，同時防止反動分子的襲擾，會議沒有公開發布消息，而且第一天后，會議也不再在武昌舉行，而改在漢口靠近郊外的黃陂會館，從開幕式到大會真正開始議程，中間還隔了幾天。
黨的五大代表楊之華回憶說：“4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了。大會在武昌小學禮堂開幕后，即遷到漢口黃陂會館繼續開會。會場布置得莊嚴簡樸，主席臺正中的墻上懸掛著馬、恩、列、斯的相片，我黨黨旗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國民黨黨旗）。兩邊墻上是群眾團體送的錦旗，還掛著‘遵守孫中山和列寧遺教，領導中國革命走向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的大幅標語。場內排列著長長的條凳和條桌。參加會議的共100多人，其中代表有80多名。”
會議前期，陳獨秀代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政治與組織的報告》。陳獨秀的報告很詳細，他一口氣講了5個多小時，而報告涉及的時間只有兩年零三個月。報告既沒有正確總結幾年來的經驗教訓，也沒有提出挽救時局的切實可行的政策辦法，而是千方百計地為過去的錯誤辯解，并繼續重復過去的一些錯誤，這成為陳獨秀報告的基調。
陳獨秀作完報告后，很多代表對這個報告不滿，針對報告簽名要求發言者達38人。隨后幾天，代表們圍繞報告進行了幾天的討論。楊之華回憶說：“大會開幕后，陳獨秀致簡短的開幕詞，接著由他作黨的工作報告。他穿著長衫，說的是略帶安徽口音的普通話，聲音不高，講得比較慢，頗有大學教授講課的神氣。會場里肅靜萬分，代表們都很注意地傾聽著。會議休息的時候，綽號‘大口’的羅亦農同志走到秋白面前，嘆息著說了‘糟糕’兩字，表示對陳獨秀的報告的不滿。秋白抽著煙，沉思著。”
瞿秋白是陳獨秀右傾錯誤的激烈反對者。大會第二天，他向大會散發了同年2月寫成的小冊子《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小冊子的扉頁上寫著副標題《第三國際還是第零國際？——中國革命中之孟塞維克主義》，尖銳地批判了陳獨秀、彭述之的右傾錯誤，提出對黨的疾病“必須趕快施手術，暴露其病根”。
黨的四大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宣傳部主任的彭述之，曾為無產階級是“天然”領導階級的鼓吹者。他認為，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是天然的，不需要去爭取，實際上和陳獨秀一樣放棄了領導權。因此，他成了陳獨秀右傾錯誤的忠實執行者。瞿秋白在小冊子中沒有公開點陳獨秀的名，卻對彭述之進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評。
黨的五大召開前，毛澤東邀請彭湃、方志敏等各省農民協會負責人在武漢舉行聯席會議，制訂了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方案，提交大會，建議黨立即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在陳獨秀的操縱下，大會拒絕討論毛澤東的提案，還剝奪了他在大會上的表決權。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就此回憶：“就拿我來說，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逢雙數的大會，我都沒有參加。五次大會我參加了，但沒有表決權。我當時身為農委書記，提出一個農民運動決議案，中央不通過，五次大會也沒有采納。”
時任團中央書記的任弼時也對陳獨秀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指出陳獨秀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是自動放棄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對國民黨不敢批評，處處退讓，毫無獨立的階級政策。
大會的第二個議題是羅易作《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體會議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等報告，說中國革命非資本主義前途的可能性，大大超過資本主義前途的可能性。羅易的“非資本主義前途”，實際就是馬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可是，五大召開時，根本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中國革命仍舊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盡管它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羅易的觀點完全是脫離實際的空談，根本無助于解決當時革命進程中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
會上，羅易強調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認為它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他的土地革命論建立在對革命力量的主觀夸大基礎上，認為共產黨已有力量左右武漢政府，有力量制止汪精衛等小資產階級領袖的動搖，只要共產黨堅持土地革命的主張，就能挾持武漢政府推行土地革命。
實際上，當時共產黨不但沒有左右武漢政府的力量，而且武漢政府的領袖除鄧演達外，汪精衛、譚延闿、孫科等都是反對土地革命的，他們也不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而是地主階級的代表。不去發動千百萬農民而幻想挾持武漢政府進行土地革命，如同癡人說夢。
周恩來
■中共五大沒有拿出克服困難的辦法■
經過10余天的爭論，中共五大終于完成了它的議程，通過了《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組織問題議決案》《土地問題議決案》《職工運動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文件。
這些決議，否決了陳獨秀的右傾主張，批評了他在過去中央領導工作中的右傾錯誤并指出了其危害。黨的五大明確提出了現階段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土地問題的急進的解決”。大會通過的《土地問題議決案》指出：“現在革命的階段之中，農民運動——鄉村中農民反抗豪紳地主的階級斗爭，雖然在全國范圍內，他的發展階段很有參差，但是大致的趨勢，已經是摧毀封建宗法政權而開始解決土地問題的時期，這是中國革命現時的新階段之主要的特點。”“現在革命的趨勢，是要推翻土豪鄉紳的政權，沒收大地主及反革命派的土地，以貧農為中堅，建立農民的政權，實行改良農民的經濟地位，一直到分配土地。”所有這些主張，無疑都是正確的。
黨的五大雖然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但對于如何改造國民政府、改造國民黨，掌握政權、黨權，建立和擴大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等緊要問題，均未作出切實的回答。一些問題陷入了空談，一些問題繼續了過去的右傾錯誤。
黨的五大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叛變，中國革命到了“必須建立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權獨裁的階段”，中國革命將要在工、農、小資產階級聯合政權之下，向非資本主義前途發展。它將蔣介石集團的叛變看成整個民族資產階級都已叛變，又將汪精衛視為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把武漢政權視為工、農、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都是不符合事實的。
五大雖然提出要開展土地革命，并作出了《土地問題議決案》，提出了解決土地問題的七項策略，但同時又強調，解決土地問題須首先取得“小資產階級”的同意，也就是取得汪精衛等人的同意，又使這個問題成為無法解決的難題。
當時，最緊要的問題是組織和發展黨領導革命軍隊，但是，五大并沒有對軍事問題進行認真的討論，更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因此，五大的缺陷在于：它雖然已經意識到右傾投降主義的危害，卻拿不出糾正這種錯誤的具體辦法。
大會的最后一項議程是選舉中央領導機關。由于陳獨秀對自己的錯誤作了一些檢討，并表示接受大家的批評，加之黨對陳獨秀右傾錯誤的危害性還缺乏深刻的認識，大會仍然選舉他為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大會選舉出的中央委員有陳獨秀、蔡和森、周恩來、李維漢、李立三、瞿秋白、張國燾、劉少奇等31人，中央候補委員有毛澤東、陳潭秋、陸沉、黃平等14人。在隨后舉行的中共五屆一中全會上，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維漢、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李立三、周恩來等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兆征、張太雷為候補委員；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后增補瞿秋白、譚平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陳獨秀為總書記。張國燾、蔡和森、周恩來、李立三、譚平山分任組織、宣傳、軍事、工人和農民部的部長。
值得一提的是，五大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設置了專門的黨的紀律檢查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選舉產生王荷波、許白昊、張佐臣、楊匏安、劉峻山、周振聲、蔡以忱為中央監察委員，楊培森、蕭石月、阮嘯仙為候補委員。
五大之后，革命形勢日益惡化。5月13日，原駐宜昌的國民革命軍第14獨立師師長夏斗寅，通電攻擊武漢政府，隨后率部向武漢進攻，被武昌衛戍司令葉挺率部擊退。夏斗寅叛變后，中共中央仍未意識到要以武力應對突發事變。
5月21日，國民革命軍第35軍第33團團長許克祥，在長沙發動反革命政變，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100多人，長沙陷入一片白色恐怖，史稱“馬日事變”。
“馬日事變”后，鮑羅廷很著急，主動同譚平山、陳公博赴湖南，一面查辦許克祥，一面查辦“過火”的農民運動。剛到岳州（今岳陽），就傳來許克祥發來的一封將調查人員就地槍決的電報，一干人趕忙返回武漢。回去之后，鮑羅廷不是想辦法制止事態的發展，而是對湖南農民運動大加指責。
“馬日事變”后，鮑羅廷和羅易各持己見，中央政治局各常委也是各執一詞，在爭爭吵吵中拿不出統一的意見，聽任事態發展。不久，又發生了江西的朱培德“禮送”共產黨人出境的事件。此時，鮑羅廷和陳獨秀等人還是拿不出任何應對緊急事變的辦法，只是把滿心希望寄托在北伐軍同馮玉祥部的會師上。
武漢北伐軍經過苦戰，終于擊潰了奉軍在河南的主力，馮玉祥部得以占領鄭州，兩軍會師開封。6月10日至12日，武漢政府頭面人物汪精衛、譚延闿、孫科在鄭州同馮玉祥舉行會議，決定將河南和西北的軍政大權全部交給馮玉祥，武漢北伐軍班師回武漢。
鄭州會議時，中共中央派張國燾到鄭州了解情況，馮部政治部主任、共產黨員劉伯堅捎來口信說，馮玉祥對武漢的態度不好，傾向于南京的蔣介石。張國燾見此，取消了見馮玉祥的計劃，慌忙跑了回去。
劉伯堅提供的情報是真實的。馮玉祥這時也開始右轉，只過了幾天，便到徐州與蔣介石舉行會議，公開倒向蔣介石一邊，然后致電武漢政府，要求將鮑羅廷解職回國，并將所部國民軍中的共產黨員和政治工作人員押送出境。鮑羅廷和陳獨秀對馮玉祥的指望落了空。
陳獨秀等人眼看汪精衛將與共產黨決裂，不去作應對準備，卻千方百計地去討好汪精衛集團。他們取消了湖南武裝起義的計劃，下令解除了武漢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甚至連童子軍的木棒也繳了，以為這樣可以消除汪精衛、唐生智分裂的口實，結果助長了其反革命氣焰。
7月15日，在做好充分準備之后，汪精衛在武漢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隨即在兩湖地區大肆搜查、屠殺共產黨人。至此，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宣告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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