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中國教育“三個面向”（上）
■ 徐元宮 王宗易
鄧小平題詞
2023年是鄧小平為北京景山學校題詞40周年。1983年國慶節，鄧小平為北京景山學校題詞：“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根據當時《人民日報》的報道，北京景山學校組織該校教師認真學習了這一題詞，并且準備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單位的協助下全面試驗改革該校的高年級教學，認為“當前的主要關鍵，就是盡快地培養造就一支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新型教師隊伍”。為此，該校成立了一個“社會主義教育學研究會”，“以經常總結自己教學改革經驗和了解世界各國教學改革的動向，探索、研究教育戰略和教育理論問題”，“希望國內外教育家、科學家、藝術家給予指導”。
事實上，在此之前，鄧小平就曾多次為推動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鼓勵中國青少年健康成長而題詞。1979年9月27日，鄧小平為中國科協、教育部、國家體委、共青團中央聯合舉辦的全國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覽題詞：“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科學的希望。”10月19日下午，鄧小平還同葉劍英、李先念等一起接見了出席第六次全國少先隊工作會議的代表。1980年5月26日，鄧小平為《中國少年報》和《輔導員》雜志題詞：“希望全國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識、有體力的人，立志為人民作貢獻，為祖國作貢獻，為人類作貢獻。”
如此密集的題詞彰顯了鄧小平對中國教育和科技工作以及中國青少年健康成長的關愛之深和期待之切。那么，在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后的第7個年頭、1978年開啟撥亂反正序幕的第5個年頭的1983年，鄧小平為什么會作這樣一個題詞，向全國乃至全世界昭告中國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前進方向呢？
■“最大的損失還是在科學和教育方面”
毋庸置疑，鄧小平指引中國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是其作為一位具有多年豐富治國理政經驗的高瞻遠矚的政治家深思熟慮的結果。鄧小平之所以宣告中國教育要“三個面向”，首先與當時的中國具體國情密切相關。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給中華民族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對我國的政治、經濟、科技、教育、黨建等方面造成了災難性后果。就具體的教育領域而言，教育思想被嚴重扭曲，無數優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很大一部分教育界知識分子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嚴重沖擊和迫害，許多有造詣的專家、學者受到人身侮辱，被關進“牛棚”或下放“改造”。一段時間里，學校關閉、學生停課，一批院校被搬遷、撤銷。10年間，高等教育和中專學校少培養幾百萬專業人才。我國知識分子隊伍建設出現了長期空白期，科學技術水平同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拉得更大。據1982年人口普查統計，全國文盲和半文盲為2.3億多人，占當時全國人口總數的近1/4。
作為長期在中央工作并且有著“三落三起”經歷的鄧小平對于十年內亂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災難自然有著更加深切的感受。1980年4月11日上午，在會見美聯社駐北京記者約翰·羅德里克時，鄧小平指出：“‘四人幫’橫行時期，整個國家、整個民族都受到很大損害。他們負有非常嚴重的法律責任。把罪大惡極安在他們頭上是不會錯的。”同年6月5日上午，在會見以克拉克·托馬斯為團長的美國和加拿大社論撰寫人訪華團時，鄧小平再次指出，“由于‘四人幫’的干擾，科學、教育方面的損失很大，耽誤了一代人，缺乏人才。這就是現實。我們要正視這個現實”，“對‘四人幫’的罪行用四個字就可以概括，叫‘罪大惡極’。他們的破壞極大，我們損失極大”。
鄧小平在不同的時間和場合對上述的“他們的破壞極大，我們損失極大”作出了闡釋。1977年9月29日上午，在會見英籍華人作家韓素音時，鄧小平指出：“‘四人幫’的干擾，耽誤了我們好多時間。60年代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同世界水平差距不大，1964年我國爆炸了原子彈，這是科研水平的集中表現。世界科學技術在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有個突飛猛進的發展。各個科學領域一日千里地發展，一年等于好幾年，甚至可以說一天等于幾年。”“1975年我曾講過，同日本相比我國落后了50年。那時我老想抓科研，結果不僅沒有抓上去，反而我自己被抓下去了。其他方面恢復起來比較容易，教育和科研方面就不是這樣，這里存在一個要后繼有人的問題。抓科研不抓教育不行，要從小學教育抓起。”
1977年10月22日上午，在會見朝鮮中央通訊社代表團時，鄧小平指出：“‘四人幫’在各個領域都造成很大的破壞，受破壞最大的是教育和科學技術。教育受到的破壞就是不讀書，使科研隊伍后繼乏人。現在，我們的科技隊伍沒有來源，很多科學研究機關沒有25到35歲的人。這個年齡段恰恰是科學研究出成果、思想活躍的時候。”1978年6月5日上午，在會見日本廣播協會代表團時，鄧小平指出：“‘四人幫’的干擾在工農業上有破壞、有損失，但最大的損失在科學教育方面，這方面耽誤了十一二年的時間。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不抓緊科學教育不行。”6月23日上午，在會見即將離任的羅馬尼亞駐華大使格夫里列斯庫時，鄧小平再次闡述了中國當時必須趕緊抓科研和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說：“林彪、‘四人幫’造成的真正的問題、最大的損失還是在科學和教育方面，十一二年沒有培養人才。”
■“我是自告奮勇管科學、教育的”
作為一個深諳“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理念的政治家，自然對十年內亂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災難性后果痛心疾首，自然就會首先鎖定教育和科研作為全國撥亂反正的突破口。事實上，早在“文革”時期的1975年，鄧小平就曾對包括教育工作在內的各方面工作進行過力所能及的整頓。1975年5月19日上午，在聽取國防科委和七機部的工作匯報時，鄧小平指示，“你們要特別注意培養一批年輕的、有發展前途的科技人員，放到適當的領導崗位上”。“注意保護這些人，使用這些人。要趕快把這個問題解決好。要主動給科技人員創造好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如果讓他們成天忙于家庭和個人事務，哪還有心思搞技術工作。”8月3日下午，在接見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全體代表時，鄧小平有針對性地指出：“要發揮科技人員的積極性，要搞三結合，科技人員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員叫‘老九’嗎？毛主席說，‘老九不能走’。這就是說，科技人員應當受到重視。要給他們創造比較好的條件，使他們能夠專心致志地研究一些東西。這對于我們事業的發展將會是很有意義的。”9月26日下午，在聽取中國科學院工作匯報和討論《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時，鄧小平再次強調指出：“要給有培養前途的科技人員創造條件，關心他們，支持他們。要后繼有人，這是對教育部門提出的問題。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科技人員是不是勞動者？科學技術叫生產力，科技人員就是勞動者！要解決教師地位問題。幾百萬教員，只是挨罵，怎么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毛主席講消極因素還要轉化為積極因素嘛！教育戰線也要調動人的積極性。”遺憾的是，盡管那時鄧小平“老想抓科研”，“結果不僅沒有抓上去，反而自己被抓下去了”。
正因為如此，在第三次正式恢復工作和職務之前的1977年5月12日上午，鄧小平就約談了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方毅等人，切中肯綮地指出：“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抓教育，關鍵在中學，中學又以小學教育為基礎。中小學現在接不上茬，十年沒有好好上課，數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數中學教師水平不高。因此，要抓好重點小學、重點中學。要加強教師的配備。要重新審定大中小學的教材。”深思熟慮后的鄧小平自告奮勇地請求分管科學和教育工作。5月24日上午，在同王震、鄧力群等人談話時，鄧小平指出：“我出來工作的事定了，至于分工做什么，軍隊是要管的，我現在還考慮管科學、教育。”
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7月23日上午，在同中共長沙工學院臨時委員會正副書記張文峰、高勇談話時，鄧小平指出：“我主動提出協助華國鋒主席、葉劍英副主席管教育、管科學。”20多天后的8月8日，在其主持的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快要結束發表講話時，鄧小平指出：“我自告奮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10月8日上午，鄧小平在會見美籍華人物理學家袁家騮、吳健雄夫婦，在談到教育和科技工作時再次指出：“我自告奮勇抓這方面的工作。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方針是從教育和科學著手。不抓教育，科研就搞不好。”1978年7月10日上午，在會見美國科技代表團時，鄧小平又一次指出：“我是自告奮勇管科學、教育的。不過，我是一個外行，只能當個后勤部長。”
盡管鄧小平一再自謙“是一個外行，只能當個后勤部長”，“我是作為外行來關注科學和教育問題的，我起的作用就是當后勤部長，就是做發現人才，支持科學家、教育家，撥款，搞設備等事情”。“我愿意給你們當總后勤部長。”可是，事實上，正是鄧小平全面而系統的頂層設計、領導并扎扎實實推進了我國教育和科技戰線的全面撥亂反正，并最終推進了我國各領域各方面工作的全面撥亂反正。
倡導教育界要解放思想，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1977年9月19日上午，在與劉西堯等人談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問題時，鄧小平指出：“我們要準確地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體系。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為中央黨校題詞，就是‘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髓。要健全教育部的機構。工宣隊問題要解決。軍隊支左的，無例外地都要撤下來。”“教育部要思想解放，爭取主動，過去講錯了的，再講一下，改過來。撥亂反正，語言要明確，含糊其詞不行，解決不了問題。辦事要快，不要拖。”
健全領導班子。在“文革”結束不久百廢待興之際，一個堅強有力、團結一致的領導班子對于一個團隊的工作卓有成效地開展和推進就顯得尤為重要，因此鄧小平特別強調必須健全教育戰線各級領導班子。1978年4月13日上午，在同方毅等人商談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報告時，鄧小平強調指出：“‘四人幫’對教育工作的干擾破壞很厲害，現在中心的問題是把各級教育領導班子配起來。”對于教育部而言，他要求“要健全教育部的機構”；對于北京大學而言，他要求“首先要把是非弄清楚，把班子搞好。配領導班子，一個是有派性的不能用，一個是打砸搶的不能用。凡是屬于這兩種人的，都要換掉，不能猶豫”。
雷厲風行、大刀闊斧地恢復并改革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政策、制度和具體措施。鄧小平強調，“要把損失的時間奪回來，破壞了的恢復起來”。鄧小平雷厲風行、務實高效的工作特點和作風在我國高考制度的恢復和改革這一事件中充分彰顯出來。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7月29日，鄧小平就提出了幾個需要考慮的問題：“第一，是否廢除高中畢業生一定要勞動兩年才能上大學的做法？第二，要堅持考試制度，重點學校一定要堅持不合格的要留級。”8月8日，在主持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時，鄧小平已經有了深思熟慮的決策：“高等院校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8月13日至9月25日，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決定：從今年起高等學校招生改變“文化大革命”期間不考試的做法，恢復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辦法。10月21日，《人民日報》宣布，“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提出，今年招生要堅持德、智、體全面衡量，擇優錄取的原則。招生對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復員軍人、干部和應屆高中畢業生。條件是：政治歷史清楚，擁護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革命紀律，決心為革命學習；具有高中畢業或相當于高中畢業的文化水平（在校的高中學生，成績特別優良，可自己申請，由學校介紹，參加報考）；身體健康。”
正是因為鄧小平的雷厲風行、務實高效的改革方針和措施的推進和落實，千千萬萬中國青年才得以改變自己的前途和命運，中國教育和科技的面貌才得以煥然一新，中國各領域各方面工作的進展才具有了堅實的科技支撐和人才儲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