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亞非拉青年朋友在一起

“毛主席不僅是中國的領袖，也是世界的領袖”

20世紀50年代后期，中國交朋友的重點逐步轉向亞非拉新獨立的國家。此時非洲獨立運動的興起，引起毛澤東的極大關注。對于他來說，除了為新中國的發展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這一總體戰略考慮，還出于毛澤東一貫對于弱者的同情，對被壓迫的人們的同情。因此，毛澤東在非洲國家有著很高的聲譽。毛澤東逝世后，坦桑尼亞總理尼雷爾再三強調，“毛主席不僅是中國的領袖，也是世界的領袖”。

加蓬總統邦戈于1974年10月訪華時與毛澤東見過面，1975年6月下旬來訪時希望再次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因病無法出面會見，便在病榻上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表達歉意。毛澤東逝世后，加蓬的報紙刊文指出：“幾乎全體非洲國家元首在毛澤東主席逝世的消息一宣布就向毛澤東主席致敬，反應如此迅速和如此熱烈，表明我們非洲對這位已故偉大領袖態度的深刻變化。”“邦戈總統欽佩毛澤東主席對世界，特別是第三世界問題的真知灼見和深邃洞察力，正是他如此尊重別人，并希望別人把他的著作當作榜樣而不要當作唯一符合各國人民愿望一成不變的學說。”邦戈說，“這位杰出的導師、中國的偉人、無與倫比的政治家與世長辭了，他將永遠影響全世界各個時代的歷史”。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76票贊成批準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其中26張來自非洲國家。剛果前總統恩古瓦比一語道出非洲國家的心聲：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不僅僅是中國人民的勝利，也是所有進步國家的勝利，是人類和平與正義事業的勝利”。1973年7月29日，毛澤東會見來訪的恩古瓦比總統。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精彩的辯證分析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澤東逝世后，他發表告全國人民書：“在這悲痛的時刻，我耳邊又響起毛澤東主席在北京對我的充滿智慧的談話。他的形象永遠銘刻在我的腦海里，這是非凡的英雄形象。”“毛澤東的業績是不可估量的。他的威望超出了偉大的人民中國的境界，在全世界得到了承認。”

中國和拉丁美洲相距遙遠，同時由于歷史原因，雙方來往不多。為了推動中國和拉丁美洲國家的關系，毛澤東有時甚至親自出面做工作。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盡管拉丁美洲國家來華訪問的大多是非官方代表團，但毛澤東仍抽出時間接見他們。在毛澤東國際戰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國與拉丁美洲國家的關系在70年代取得了歷史性的突破。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時，第三世界的朋友們歡欣鼓舞。同屬第三世界的拉美國家中，有不少向中國表達了發展友好關系的意愿。

1971年10月5日，墨西哥總統埃切維里亞在聯合國大會發表講話，贊同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他的講話在會場上引發了雷鳴般的掌聲。1972年2月14日，中國和墨西哥正式建立外交關系，使得墨西哥成為繼古巴、智利之后第三個與新中國建交的拉丁美洲國家。次年4月，埃切維里亞作為墨西哥歷史上第一位訪華的總統開啟了中國之旅。

4月20日早上，毛澤東接到周恩來的報告，稱埃切維里亞夫婦“都關心和盼望主席能夠接見”后，于當晚會見了埃切維里亞夫婦。埃切維里亞說：我一下飛機就看到幾千個孩子和青年載歌載舞，精神愉快，顯示出新的面貌。毛澤東說：那是做給你們看的。過去我們公安部門不讓群眾跟外國人接觸，現在解放了一點。你搞點突然襲擊，沒準備的，那個是真的。機場上啊，半真半假。埃切維里亞說：大約六個月以前，有一位墨西哥名醫來向我介紹中國赤腳醫生的經驗，我們準備幾個月后在墨西哥推廣。毛澤東說：也是個窮辦法，沒有別的辦法，學那么幾個月就去當醫生，在治病過程中學習。一般普通的病能看，嚴重的病就要到城市了。中國還沒有普及赤腳醫生，如果一半的農村有赤腳醫生，那就了不起了。

毛澤東逝世后，埃切維里亞發表談話。他說：“毛主席由于對人類變革作出了貢獻，已成為人類歷史上的一位偉人。”“當我1973年4月有幸認識毛澤東時，我重申了我所說過的話：他是詩人，預言家，人民的戰士。我一向認為他是一位偉大的革新者，確實充滿智慧，擁有極其深刻和牢靠的經驗。”他在談話中還提到了舊中國“到處都是賣淫和吸毒”的悲慘歷史，贊揚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人民是有朝氣的、樂觀的和勤勞的。

2019年10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97歲高齡的埃切維里亞委托私人秘書豪爾赫·努諾接受了記者的專訪。努諾表示，在埃切維里亞總統訪華之前，墨西哥國內對新中國了解非常有限。從埃德加·斯諾等人的作品中，他了解了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民族自強付出的艱苦努力。而在第一次的訪華之旅中，中國人民的熱情讓他認識到第三世界人民的心是緊緊連接在一起的。“中國朋友對我說，中國不是在歡迎一位總統，而是在歡迎一個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這次訪問是雪中送炭。經歷了長時間的侵略、壓迫和暴力，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國的土地上再也沒有列強了！”努諾轉達了埃切維里亞對中國政府和人民的親切問候，為兩國已成為全面戰略伙伴，各領域合作不斷邁上新臺階而感到欣慰。

“他不僅僅屬于中國，他屬于全世界”

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傳到美國的時候，一位美國中年人從路人的嘴里偶然得知后頓時呆住。他寫道：“為什么會這樣？我是個美國人，在紐約出生、長大并在那里生活。然而，毛澤東卻曾非常直接地影響了我的生活。”

這個人叫霍華德·海曼。他于1944年作為軍人被派駐中國，先是在昆明，后來又到重慶，軍銜是一等兵。在中國一年零八個月的時間里，他目睹了蔣介石政府的腐敗無能，“到處是疾病、乞丐、饑餓，到處是衣衫襤褸的人們，到處是賣淫和死亡的現象。許許多多骨瘦如柴的青年拉黃包車，活到二十五六歲就死去了。我還清楚地記得親眼看到過蔣介石的軍隊撲向一個村莊，見到男人就抓，給他們銬上手銬，打他們，然后告訴他們被‘選拔’入伍了”。在接觸一批中國學生并成為朋友后，“我的中國朋友向我講述了延安的情況，那里的窯洞、著名的長征，當然還談到了他們的偉大導師毛澤東”。

抗戰勝利后，霍華德·海曼和他的戰友杰克·埃德爾曼、愛德華·貝爾三人奉調到重慶。此時，恰逢毛澤東從延安飛抵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聽聞消息后，他們即千方百計想見毛澤東一面。經過一番努力，在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他們三人于1945年9月16日實現了愿望。海曼在悼念毛澤東逝世的文章中寫道：“學者和歷史學家可能向你們講述毛是一位詩人、歷史學家或革命家。可是在我的回憶中，他是一位熱情、恬靜、關心人的人，他能很容易地立即使你不感到拘束。他與他手下人員的相互關系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里。毛同工作人員、領導人、廚師和招待員的相互關系是一種友愛和熱情的關系。我沒有發現絲毫自負、講究禮儀、神氣十足或其他任何做作行為的跡象。”

貝爾也在日記中記錄了見到毛澤東的情景，稱毛澤東“非常謙虛，講起話來聲音柔和，從不提高音調，從不激動，是真正的人民領袖。在這樣的人面前，我們不由得有卑微之感”。“在這一天，語言不可能成為我們的障礙，我們通過譯員談了二次世界大戰的意義，世界和平的重要性與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20世紀七八十年代，這三位美國朋友多次訪華，故地重游。貝爾將記有毛澤東會見的日記捐贈給了重慶的紅巖革命紀念館。埃德爾曼為了表達對中國的友好之情，資助了不少中國留學生。

1909年出生的馬克·蓋恩，后來成為了一名加拿大記者。1947年，蓋恩隨美軍觀察組赴延安訪問。毛澤東逝世后，他撰寫了《在延安會見毛主席》。文章開頭寫道：“我跟毛澤東見過幾次面，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中國西北他住的窯洞里。地點是在延安市郊一個山嶺中，時間是1947年2月。當時，國民黨軍隊距延安只有60英里。”這次談話從午后到第二天凌晨。他在回住宿地的路上一直在思考毛澤東的談話。“突然間，我感覺到，一個巨人就在我的面前。”

此后，他一直密切關注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他寫道：“毛澤東統一了中國，給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觀，提高了工農的地位，并在中國建立了一個廉潔的政府。他教導人民說，只要他們同心協力，他們就能克服任何困難。”他總結道：“作為一個記者，我見過不少成為偉大的人物，但只有一次我感覺到自己是跟一位真正偉大的人物在一起——在那嚴寒、荒涼的窯洞里。”

1965年，蓋恩回到闊別多年的中國。他驀然發現，新中國在許多方面已經改變到難以辨認的程度了。在他看來，最驚人的變化，還是精神面貌的變化。他所遇見的人，對于自己的國家及國家的成就表現出非常的自豪感。他曾經在上海工作過，這次回來，完全看不到那時街頭的尸體、饑餓的孩童、燈紅酒綠下的娼妓、蝗蟲一樣的盜賊。他感慨萬千：“毛澤東思想已經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變革。”

1931年出生的秘魯作家、記者安東尼奧·阿爾塞才華出眾，年僅25歲就當選為秘魯全國記者協會主席。1960年冬，他第一次訪華。熠熠生輝的天安門城樓、秩序井然的長安街讓他耳目一新，更讓他激動的是見到了心中崇拜已久的偉人——毛澤東主席。毛澤東逝世后，他撰文回憶見面時的印象：“同這位傳奇式領袖談話時，我們喝著敬客的芳香撲鼻的清茶，他自始至終不停地抽煙，展現出感染人的笑容，這一切經過這么多年我仍然沒有忘記。”“在四分之一的世紀里，毛的功績是非凡的。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人民，在完全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杰出革命導師的教導下，正在熱情地致力于建設一個新的生活制度，摒棄幾千年的社會偏見和思想弊病，造就一種團結的、專門利人的、高尚的新人。”

2019年，阿爾塞的女兒在接受采訪時說：“我父親從報紙上了解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和中國的解放，并受到了鼓舞。”在談到毛澤東的那次接見時，她說：“父親對那次會晤印象深刻。他總是跟我們講，毛主席和周總理都是非常純樸的人。毛主席對秘魯和中國建交表現出很大的興趣。”阿爾塞于1966年再次來到中國，應邀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當時叫北京廣播電臺）擔任西班牙語廣播的外國專家。他女兒回憶：阿爾塞收到邀請來到中國的時候說了一句令她終生難忘的話：“中國在下個世紀將會讓全世界震驚。”此后的數十年間，無論是在祖國秘魯還是在第二故鄉中國，阿爾塞以中國社會巨大進步見證人的身份、以親歷的事實為依據，寫出不計其數的高水準報道，對西方輿論攻擊抹黑中國的報道進行嚴厲批駁。

2014年5月15日，阿爾塞因病去世，享年83歲。秘魯國會默哀一分鐘，向這位50多年來致力于推動秘中文化和貿易往來的文字工作者致敬。新華社在播發阿爾塞去世的消息中特別提到，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個“頭銜”是中國人給外國友人的最高敬意。

1966年6、7月間，亞非作家緊急會議在北京召開。毛澤東接見了與會的200多名作家。毛澤東逝世后，當年參加這次會議的斯里蘭卡作家薩普坦特里，發表了《我見到毛主席》一文。文中寫道：“1966年7月17日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這一天，我親眼見到了當代最偉大的人物。”“我欣喜若狂，目不轉睛地凝視著他。我沒有把由于高興而流到面頰上的眼淚揩掉，淚流到了脖子上。只有我一個人內心產生這種感情嗎？我看了看其他人。我看到一些體格強壯的非洲作家在擦眼淚。這的確令人感動。看到這位當代最偉大的人物，我的內心充滿了無法表達的感情。”

為紀念毛澤東，薩普坦特里還滿懷深情地寫下了一首詩：“如果在將來的某一天，我的現在的幼小的兒子問我：毛澤東是誰？我要回答：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毛澤東沒有逝世，也決不會逝世，更沒有人能把他除名青史。生老病死，人生有常，毛澤東不是塵世的過客，而是先進思想的化身，指引著我們的解放。他不僅僅屬于中國，他屬于全世界。”

（來源：《黨史博覽》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