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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初期,有人問周恩來:“你為什么不做些理論方面的工作?”周恩來反問:你怎么講這個話?我們這么大的一個國家,有那么多具體的事,總要有人去管它。我多管些這類事,就可以讓毛主席有更多的時間去考慮一些更大的問題。
毛澤東很滿意這種分工。1972年,當他會見來訪的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時,明確告訴對方,涉及特定國際問題和具體事項時,應該和周恩來去討論,“我和你只討論哲學上的問題”。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對毛澤東與周恩來作過比較:毛是活動家,原動力,創(chuàng)始者,是交替運用突然襲擊、緊張和松弛而取得成就的策略大師。他不安于長時間的穩(wěn)定,而且對變化的速度從不滿足,但他是重實際的,能夠以極大的耐心分階段地達到目標。周喜歡具體執(zhí)行一項計劃(毛則對這種工作感到厭煩),而且問題越復雜越好。周能很快抓住問題的核心,把不切實際的東西丟掉……當革命的鐘擺擺到平穩(wěn)之點時,周的工作最為精彩。他是建筑師,不是詩人。
實際上,周恩來并非不懂哲學和大政方針,相反,正如尼克松所言,他對哲學、歷史、文化、經濟都很在行。
(史載摘自《大智周恩來》,光明日報出版社,2015年5月版,胡長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