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我在工廠里當領導,當時辦工廠就是辦社會,特別是在偏僻的山溝里更是如此。辦社會當然也少不了要辦理發室。包括我在內的職工們,對那時的理發室意見可不小,不但排隊時間很長,而且理發時浪費的時間也很長,弄得職工怨聲載道。
后來,想了一個“月評月獎”的辦法,每月開一次評獎會,大家來個自報公議,評上先進的理發員發給獎金。誰知事與愿違,每次評獎時,大家是“當仁不讓”,誰也不甘“落后”,有時還爭得面紅耳赤,把“月評月獎”弄成“越評越僵”,難以為繼。后來又想了一個辦法,實行“計件工資制”,理發員的工資按理發的數量來計算。這個辦法一實行,立刻見效,排隊等待的現象大大減少了,理發員的效率也空前提高。可是,出現了“高速切削”式的理發。有的職工到我這里來“告狀”時,不待他申訴,我一看他的頭發被推成一個“鍋蓋頭”,就已經又好氣又好笑。后來又不得不給理發員規定每天理發的上限,即一天理發最多不能超過幾個人,超過限額的不計工資,目的是想遏制他們“高速切削”。然而這個辦法仍不見效,他們還是“高速切削”,“切”完后,提前收工。
我講的這種現象,是當時短缺經濟和“大鍋飯”體制在方方面面的一個縮影。改革開放以后,這類“理發的煩惱”才悄然消失。■
(清風摘自《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11月版,李嵐清著)